天马故乡武威：王杖诏令里的汉代老人丨从长安到敦煌（8）

作者黄君度 诸君可知，司马迁如何写出“通古今之变”的不朽名篇《史记》？据他自己说，年少时遍游大江南北，调查古代遗迹和传说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实地考察，才能有对历史洞彻的了解。2024年10月，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西北考察之行。虽非司马迁式的周游历览，但在短短8天的行程里，乘火车穿过沙漠，坐飞机翻越雪山，漫步于汉代长城下，到访西安、宝鸡、兰州、敦煌、武威这五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寻觅伟大的历史遗迹，在周秦汉唐的漫长时空里看见文明。“西北行记”系列是记录，也是一次邀请，欢迎诸君携诗酒书剑，随我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壮游！

清晨的阳光洒进西凉大酒店的客房内，窗边的桌前，江流夜正在伏案疾书。几个小时前，我们在武威站下了车，准备在酒店补个觉再去市博物馆和李老师碰头。昨天提前通电话时，已经感受过李老师的周到考虑和款待热情。萍水相逢，正思投桃报李，苦于无礼物为赠。忽然记起昨天在敦煌市博物馆买的几张拓片，于是翻出一张青龙瓦当拓片，请擅长书法的江流夜题字，预备临别时赠与李老师。

青龙瓦当拓片

写什么好呢？我望着窗外的白云，想到那位祖籍陇西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故事。据说李白题诗赠人有个习惯，就是用与对方同姓的名人的典故，这样既夸赞了对方的家世又不落俗套。李长之先生在《李白》一书中说：“（李白善于）向魏晋六朝的诗人刻苦学习。这首先表现在运用典故，也运用到纯熟可惊的地步。例如他遇见姓什么的人，就用那姓什么的古人的事情作诗。”

李氏地望是陇西成纪，从汉至唐涌现出许多名王将相，比如飞将军李广，以及十六国时期建立西凉政权的武昭王李暠。唐朝皇族正是李暠的后裔，李白亦是李暠的九世孙，中唐边塞诗人李益则是其十二世孙。

李暠画像

一边是这些与武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李姓名人，一边是武威这座丝绸之路要隘、六国（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大凉、西夏）古都承载的历史，这些典故交织在一起，一首《武威留别李先生》便倚马可待了：

久闻豪士产秦凉，倾盖使人心胆张。

开弓没羽惊飞将，定策安民叹义王。

太白逸思横万古，君虞才气溢边方。

主人适乃唐宗室，何幸今登君子堂。

家在蜀山多剑客，狐裘出塞号清狂。

连云障燧护四郡，烂漫天女佛首光。

蒲梢名马追飞燕，海藏寺外觅姑臧。

胡旋舞，蹋诗行。富且乐，汉与羌。

我欲为君歌一曲，相逢莫若酒千觞。

兼有殷勤筵上意，李公温语解秋霜。

揽辔趋车还楚越，南山别后雪茫茫。

等待墨迹干透的功夫，我们接到了李老师的电话。原来今天事有不巧，武威市博物馆迎来了一大批参观学习的小学生，现在进馆不太方便。所以李老师联系好了雷台汉文化博物馆的王馆长，安排我们先去参观雷台汉墓，十点半再到武威市博物馆见面。

雷台汉墓寻奔马

1983年，国家旅游局在一种方案中选定“马踏飞燕”作为中国旅游标志，其原型正是雷台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铜奔马。为了在原址保护雷台汉墓，当地建设了雷台汉文化博物馆。来到检票处，王馆长给我们派了一位讲解员，在她的带领下我们穿过铜车马仪仗俑队模型所在的广场，走进了雷台观。

雷台观

雷台是是古代祭祀雷神的地方，台高约8.5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因台上道观内供奉道教神仙雷祖而得名。1969年，武威当地农民在挖战备防空洞时，在雷台下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可知雷台观夯土应是后代利用汉墓封土扩建而成。

雷台

这座墓是带有墓道的多室砖券墓，与我们昨天参观过的西晋壁画墓有几分相似，不过规模却要大得多，分为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五个主要单元，以及3个耳室，从墓道入口处到后室墙壁全长40多米。根据发掘报告，墓道两侧的墙壁上曾刷抹白灰，绘有朱红色的饰带和树状花纹，可惜今天已经难觅其踪影。

雷台汉墓结构图（摘自《武威雷台汉墓》）

墓道中段有一个砖砌的“窗口”，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一口古井，一直通到上面的雷台观中。古井所用的青砖符合汉砖的特征，没有使用任何粘合材料，而且井身紧帖墓道，很可能是当时和墓葬一起修建的。更神奇的是，这口枯井有一个神奇的现象，从现代人打开的“窗口”望下去，井底的物件会被放大。经过专家考证，这个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空气凸透镜”原理，古井结构中间粗两头细，呈腰鼓状，井底温度低空气密度大，与周围的空气密度不同，折射率也有差异，因此造成了这种“放大镜”般的错觉。

雷台汉墓的古井

墓门拱券上方，一座砖砌的双阙门楼体现了墓主夫妇的高贵地位。尽管墓葬在古代就曾遭到盗掘，但仍然出土了171件铜器、2件金器、3件漆器、4枚银印等珍贵文物，以及2玩余枚铜钱，充分说明了墓主雄厚的经济实力。

墓门上方的双阙

墓中最令人震撼的文物当属铜车马仪仗队，总共有1件铜奔马、17件手持矛戟的骑马武士俑、5件随从骑士俑、1件斧车模型、1件轺车模型、5件御奴俑和2件从婢俑。武士们个个身形矫健，他们的五官和坐下战马的口鼻和鬃毛，都曾以朱红、粉白和墨线点绘，更增强了那威武的神态。

骑马武士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斧车是载有斧钺的马车，斧象征生杀大权，这种车子在高级官吏的出行仪仗中扮演先导开路的重要角色。《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加导斧车。”轺车则是一般供人乘坐的马车，上有圆形华盖可以遮阳防雨，应为墓主本人的座驾。汉代高级官吏和贵族的墓葬，很喜欢用车马仪仗俑随葬，让他们能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豪华气派的高规格待遇。如2007年，山东临淄山王村汉代大墓陪葬坑就曾出土一组车马俑阵，共有1辆主车、4辆从车和300名手持盾牌的步兵俑，墓主身份很可能是西汉早中期的某位齐王。

临淄山王村汉墓俑阵（山东博物馆藏）

在车马仪仗队之前，一匹铜奔马正在自由驰骋，它昂首扬蹄，三足腾空，只有右后足踏于一只飞鸟上。古代传说有的名马可以追上飞鸟，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区分千里马，有“一等逮鹿，二等逮麋，三等可以袭乌，四等可以理天下”之说，“袭乌”就是能够追上乌鸦之类的禽鸟。

汉代自武帝时凿通西域，发兵夺取大宛名马，实现了“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的盛况。此后西域名马源源不断地沿着河西走廊，经敦煌、武威一路到达长安。例如悬泉汉简II90DXT0115④:37记载，汉宣帝曾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亲自下诏，“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以出产良马而闻名，史载前凉政权麾下的铁骑曾数次参与平叛，以至洛阳地区流传的童谣都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赞誉。铜奔马的出土，更坐实了武威“天马故乡”的美名。

铜奔马（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拥有如此高规格的车马仪仗和精美的随葬品，墓主的身份自然引起了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什么样的重要人物能拥有这些仪仗呢？揭晓谜底的线索就藏在那些青铜俑身上。在一些青铜马胸前，分别刻有“冀张君骑一匹，牵马奴一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郎君阿那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等字样。“冀”指汉阳郡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南），“张掖”指武威郡张掖县，“左骑千人”是汉代率领骑兵的郡级武官，“守左骑千人”就是临时代理此职的意思。两位“张君”都是县令一级的官员，他们应该是墓主本人的亲属，那么墓主的身份很可能在太守以上。

青铜马和轺车模型（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随葬的四枚银印证实了这个猜测，因为在汉代有严格的印绶等级制度，只有比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才能佩戴银印青绶。甘肃省博物馆前馆长初世宾等学者经过对印面文字的仔细观察，释读出“破羌将军”四字。再结合墓主人为张姓、墓葬形制属于东汉后期等因素，一个在《三国演义》中出现过的名字呼之欲出——破羌将军张绣。

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中的张绣

据《三国志·张绣传》，张绣的籍贯就是武威郡祖厉县（今甘肃省会宁县），他是骠骑将军张济的族子，年轻时跟随张济南征北战。张济死后，他率领部众投靠刘表，担任宛城太守。曹操南征荆州，强娶了张济的遗孀，张绣愤而掩袭曹军，甚至杀掉了曹操的两个儿子。后来又在贾诩的建议下，重新归降曹操，于官渡之战立下大功，升任破羌将军、封侯食邑二千户，最后得到善终（按照《魏略》的说法则是被迫自杀），追谥定侯。史书并未记录这位凉州猛将的坟墓所在，雷台汉墓的发现补充了这条失落的线索，张绣最终归葬于武威郡治姑臧。尽管也有主张雷台墓的主人是某位西晋将军、前凉王张骏等其他观点，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雷台汉墓为张绣之墓的说法仍然最为可靠。

西夏博物馆和武威文庙

从雷台汉墓出来，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提议先去看看附近的西夏博物馆和武威文庙。

公元11至13世纪，党项贵族嵬名氏在我国西北大地上建立了西夏这个少数民族政权，鼎盛时期它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与宋、辽、金等王朝鼎足而立，直到1227年被蒙古军队灭国。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他在位期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文，用来记录党项族自己的语言。这种文字结构模仿汉字，形体方正，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在西夏灭亡以后，西夏文还继续在党项族人中间使用，而元代党项人积极参与政治，党项官员和僧侣的足迹遍布全国，所以在各地留下了不少西夏文的铭刻和写本。进入明代以后，由于党项族式微，这种文字渐渐消亡，最终变成一种无人能读懂的“死文字”。

西夏彩绘五男侍木版画（武威市博物馆藏）

清嘉庆九年（1804年），也就是写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僧侣体草书和希腊文三种文字的罗赛塔石碑在埃及被发现后的五年，武威籍学者张澍回到家乡养病。某天他和朋友到清应寺游玩，忽然发现一座被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寺里的和尚声称这个亭子已经被封印几百年了，传说打开封砖的人会遭天灾报应。张澍为人刚正不阿，并不相信这个古怪的诅咒，命人凿开封砖，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首呈半圆形，下有驮碑的赑屃，边缘雕刻细致的忍冬纹，碑身上刻满工整的方块字。他凑上前去想要读碑文，竟发现这些字尽管看起来很像汉字，却一个也不认识。走到碑刻的另一面，上面是用汉字书写的碑文，讲述重修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经过，与同类碑刻并无不同。碑文末尾，一行小字引起了张澍的注意：“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在翻遍了各种古籍后，张澍终于找到“天佑民安”这个年号的出处，它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使用的年号，那些不能释读的方块字应该就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

西夏文《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他把这一重要发现写成《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成为第一个重新发现和介绍西夏文的学者。后来在罗福苌、王静如、史金波等中国学者和英、俄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关于西夏历史和西夏文的研究成长为一门可与敦煌学媲美的国际性交叉学科“西夏学”。正因为其在研究西夏文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1961年，《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武威市博物馆藏）

我曾有幸在读本科时上过一位俄罗斯籍教授开设的西夏学导论课程，作为语言学者的江流夜更是专门学习过一段时间的西夏文，所以能够亲眼见到这座“东方的罗赛塔石碑”我们都很激动。在西夏统治时期，武威是西凉府的治所驻地，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一度被李元昊升格为辅郡，相当于陪都，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公元1217年，面对蒙古大军压境，神宗李遵顼任命太子德任镇守首都中兴府，自己出奔西凉府，可见此地作为西夏大后方的重要性。1949年以后，武威是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城市，作为中国仅有的两座西夏专题博物馆之一，武威市西夏博物馆收藏了与西夏有关的文物1000多件，分为“大夏辅郡：武威西夏历史文物陈列展”和“西夏佛教文物展”两个基本陈列展览。

西夏白釉褐花瓷瓶（武威市西夏博物馆藏）

虽然西夏的统治者出身党项族，但他们积极学习儒家文化，重用汉族士人，专门设有“汉大学院教授”“汉学士”等官职招揽人才，在经济发展上引入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聘请汉族工匠，在其治下实现了汉族、党项族与其他民族的和睦相处。在一众书写西夏文的文物之间，一件木板买地券十分醒目。在柏木质地的长方形木板上，某位西夏书手用朱砂自左至右写满了楷书汉字：“维大夏乾祐十六年岁次乙巳……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买地券是生者为死者在阴间买下一块栖身之所的证明，起源于东汉，唐宋时期依然盛行，具有道教文化的特征。这件用汉字书写的西夏买地券，不仅反映了西夏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还见证了当时汉族居民与党项族融洽共生的历史事实。

乾祐十六年朱书买地券

西夏文《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中的“护国寺”就是今天武威市的大云古寺，此碑在最终落地武威西夏博物馆前，曾长期存放在文庙中。事实上，武威文庙和西夏博物馆仅仅隔了一条马路，这座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的建筑群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古代文庙，由儒学、圣庙、文昌宫三组建筑构成，布局严谨，是甘肃明清古建筑的典范。不过，武威文庙最负盛名的地方倒不是它的木构建筑，而是文昌殿前悬挂的40余块古代匾额和厢房陈列的名碑、墓志。

武威文庙“桂宫传箓”牌坊

历史上武威一直是西北的重要文化中心，武威籍学子在科举考试中屡次拔得西北头筹。在明代，武威诞生了凉州府的第一位进士，进入清代更是产生了50位进士，位居西北各县之首。文昌殿是供奉主管文运的文昌帝君之所，历代武威学子和社会名流为了表示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以及对文昌帝君的尊崇，出资制作了许多匾额，悬挂殿前，作为历史遗存，这些匾额展现了当时武威地区重视文化教育的盛况和积极进取的学风。

文昌殿前悬挂的历代匾额

现存最早者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化峻天枢”匾，最晚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文教开宗”匾，此外还有讴歌文昌帝君的清乾隆“彩振台衡”匾、维护礼乐制度的清嘉庆“纲维名教”匾、弘扬勤奋学习精神的清嘉庆“聚精扬纪”匾等。这些匾额不光有见证科举文化的历史价值，还有极高的书法和艺术价值。题写匾额者大多是当时的文化名流，书法风格各异，有的如游云惊龙，姿态飘逸，有的则是铁画银钩，刚健挺拔。每块匾额都敷彩设色，雕花镂饰，仰望如春花竞艳，十分绚丽多彩。

“彩振台衡”和“聚精扬纪”匾额

文昌殿两侧的厢房中，陈列着不少唐代墓志、元明时期的碑记。那些四四方方的墓志盖分别刻有“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大唐故辅国王墓志”等小篆字样，它们全都指向一个神秘的古代部族——吐谷（yù）浑。吐谷浑是古代一支慕容鲜卑部落首领的名字，后来被其继承者尊为祖称与国号。这个部族本来游牧于辽河流域，公元4世纪初起，一路西迁，先后到达今内蒙古阴山一带、甘肃临夏西北，在隋代统治了青海、甘肃“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广大区域。

大唐故辅国王墓志盖

唐贞观八年（634年），太宗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发兵进击屡次侵袭凉州地区的吐谷浑，打败吐谷浑王伏允。其子伏顺归降，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从此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不久后，唐朝宗室之女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624年～688年），成为第一位对外和亲的唐朝公主。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后遭遇了许多动荡不安的历史事件，曾有一位吐谷浑丞相密谋袭击公主、劫持诺曷钵可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亡吐谷浑，公主又不得不随诺曷钵可汗内迁唐朝，定居于凉州（甘肃武威）。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弘化公主卒于灵州（今宁夏临武）东衙之私第，入吐谷浑58年，终年78岁，归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唐弘化公主墓志》的发现，让我们对这位长寿但又命途多舛的公主的生平有了更多了解。

唐弘化公主墓志

20世纪初，在武威各地陆续发现了弘化公主、慕容明、慕容忠和慕容宣彻四通墓志，时任武威县长的康敷镕和儒商贾坛等人为保护文物，将之移置文庙中保存。1945年考古学家夏鼐赴武威喇嘛湾调查，发掘得到金城县主和慕容曦光两通墓志，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吐谷浑王慕容智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慕容智正是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的第三子。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辛苦求索中，这个在史书上着墨不多的神秘国度正在逐渐揭开她的面纱。当读到《夏鼐日记》中1945年1月12日他在武威文昌宫寻访《唐弘化公主墓志》、《唐慕容神威墓志》、《元高昌王世勋碑》的记录时，我不禁感慨良多，因为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同一位置看到同样的唐代墓志，而且保存完好，若没有当地有识之士的努力，肯定是办不到的。

王杖诏令里的汉代老人

当我们赶到武威市博物馆门口时，一大群小学生正在门前排队集合。在他们后面，一位穿黑色夹克的西北大汉正在打着电话，我对比了网上搜到的李老师照片，确认无误，便等他挂掉电话再上前打招呼。李老师热情地和我们握了手，带我们到服务台找到一位讲解员，然后满脸歉意地说临时有事，无法陪我们参观了。从早上告知我们的时间算起，李老师大概一上午都在这里等待，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了。我们将拓片送给李老师作礼物，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便谢别了这位初次谋面就提供无私帮助的“东道主”。

作为凉州治所、西陲重镇，从汉代设郡开始武威就是丝绸之路上一座繁荣的绿洲城市。武威市博物馆收藏的4万余件文物，数量仅次于甘肃省博物馆，而且据讲解员介绍，甘肃省博的不少镇馆之宝其实都出土自武威。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就都出自武威磨咀子汉墓群。

西夏折枝牡丹纹金碗（武威市博物馆藏）

1959年武威市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了一组十枚木简，内容是授予高龄老人王杖的法令及司法案例，作为现存最早的养老律令实物，为研究汉代诏令制度与社会优抚体系提供了重要证据。但是由于木简出土时已经散乱，围绕每支简的排序和释读问题，郭沫若、陈直、陈梦家、大庭修等一大批中日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1年考古学家再次在附近征集到一组《王杖诏书令册》，这26枚木牍背面写有“第一”至“第廿七”的序号（“第十五简”已缺失），首尾连贯，彻底解决了一些释读的疑难点。讲解员告诉我，《王杖十简》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而《王杖诏书令册》则作为镇馆之宝在本馆展出。

《王杖诏书令册》局部

看着展柜里那墨迹清晰的隶书，我激动地读起了这些数月以来反复研究的汉代法令：“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这是汉宣帝所下诏书，所谓“王杖”，就是由国家赐给七十岁以上老人、象征其特权地位的拐杖。这种拐杖的特别之处在于，杖首是一只斑鸠的形状。鸠杖与中国传统养老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墓中，就曾出土过青铜鸠杖。

斑鸠和老人有何关系呢？一种说法是古人认为斑鸠属“不噎之鸟”，用斑鸠作杖饰是祝福老人饮食顺畅，长命百岁。另一种更加历史化的解释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据说楚汉战争期间，汉高祖刘邦为项羽所败，仓皇逃到树林中躲藏。项羽的追兵进林子里搜捕，在刘邦藏身的地方正好听到斑鸠鸣叫，那群士兵知道鸟儿怕人，就判断刘邦不可能藏匿于此，便到别处去搜查了。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感激鸠鸟的救命之恩，便制作了鸠杖赐给老人。在汉代王杖养老制度曾得到严格执行，所以武威地区的汉墓中出土了不少木质鸠杖。在《王杖诏书令册》旁边，一只彩绘漆木鸠栩栩如生。它口中衔有一个球形物体，或许正是象征其“不噎”的特殊能力。身上的羽毛描画分明，圆睁双眼，仿佛随时都会飞出玻璃展柜一般。

彩绘木鸠杖首

第十二至第廿简记录了一桩汉代老人“告御状”的案例，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地方民众与国家权力发生互动的具体场景。告状的老人名叫“广”，生活在首都长安的敬上里，是接受过王杖的老人。照理来说，他享有法律规定的“非首杀伤人，毋告劾，它毋所坐”“田毋租，市毋赋”等特权，但当地乡吏却强行征调他提供物资。因为广没能按时交付物资，乡吏传唤了他，在问讯时更是对广大打出手。作为熟悉国家政策、享受特别保护的老人，广愤而向当时在位的汉成帝上书，声称自己无辜蒙冤，不如归还王杖，没入为官奴。这番煽情的话语果然起到了预期效果，成帝收到上书后大怒，要求依法判处罪犯死刑。

这一判决倒不是成帝激动之下的误判，而是早有先例的汉家成法。早在宣帝本始二年令中，就规定了王杖的地位等同于使者所持的节（用竹柄、牦牛尾制成的、代表皇帝的信物），“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在汉代，“大逆不道”几乎是最严重的罪行，罪犯将遭受腰斩的极刑。对以律令法系为治理基础的汉帝国来说，规定判处殴打王杖老人者死刑无疑是保护老人权益的最有力措施。

《王杖诏书令册》里的“告御状”案例

武威汉墓中的常见文物除了鸠杖，还有另一种与司法公正有关的神奇动物。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有一种神兽名为獬豸（xièzhì），形似麒麟，大者如牛，小者如羊，头上长着一只尖尖的角，能够明辨是非善恶。东汉《神异经》说它：“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獬豸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天性就爱主持公道。武威市博物馆展出的数件彩绘木质独角兽，就表现了汉代人心目中的獬豸形象。它们身上彩绘朱红、粉白、墨黑，宛如麒麟的毛发。无一不作俯首向前的姿态，那尖锐的长角似乎正要刺向胆敢闯入墓室的恶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盗墓贼的功能。

彩绘木质独角兽

汉代老人的鸠杖和养老法令、唐代公主的墓志、西夏文和汉字的双语石碑、文庙中的明清匾额，这些独一无二的文物，记录了武威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人群除了商贾，还有僧侣。在中国佛教史上，武威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始建于后凉麟嘉元年（389年）的鸠摩罗什寺供奉着这位高僧的舍利，年代更为久远的海藏寺被誉为“西北梵宫之冠”，大云寺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心路历程。在武威的古寺里，我们将深入探访丝绸之路上悠久的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