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沪日记——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的那些日子（引子）

1992年，我在甘肃省某个地级市的中学里担任语文教师。为了改变命运，已经30岁的我决定孤注一掷，远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期间，发生了很多事。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后来，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作者题记

(一)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多少岁月抹不平一种渴望

多少风雨阻不断一个向往

一颗心总是热血澎湃

男子汉的世界在远方

多少磨难浇铸着一个信念

多少忧患锤炼着一种刚强

一双脚总是大步向前

男子汉的世界在远方

这两段歌词是我所创作的《男子汉的世界在远方》的开头部分，完成于1992年8月7日，那时，我正在甘肃省某个地级市的中学里担任语文教师。由于适逢暑假，我回到了数百公里外的民勤老家，一边帮父母干点农活，一边搞些业余词曲创作。由于整首歌词内容比较长，在这儿就不完整地引用了，但通过上面这几句，我想大家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当时我渴望奔赴远方、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那一年，我刚好30岁。

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著名的作曲家。而此前几年中，我已经在省内外的数家音乐报刊上发表了歌曲作品，而且，两年前的1990年，我还在当地举办了两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省电视台在《甘肃新闻》中曾两次报道。这些，是我的底气，也是我的信心所在，它让我时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是，作曲特别是器乐创作乃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长期在山沟沟里自我摸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便把目光投向了各地的音乐学院，渴望能找到名师指教一番。1991年夏天，我终于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干部专修班，但所在单位不同意，校长说我们是中学，只要杂家，不要专家。所以，尽管当时我很想破釜沉舟去上学，但手头拮据，连学费都凑不够，更不要说是生活费了，最后只好忍痛割爱。但是，到外面去开开眼界的想法始终没有改变。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一边工作，一边创作，一边存钱。到了第二年的暑假期间，我已经攒够了3000元钱。那个时候，我每月的工资270多元，加上各种补贴共300元左右。所以，除了生活费，基本上没敢多花。当时，我决定不惜代价去音乐学院进修。可是，去哪家音乐学院呢？这又让我犯难：如果就近的话，自然是西安音乐学院；如果选择特别有名的那自然是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选择这两家，是因为此前两年间，我曾给他们的作曲系写过信，要求选修几门功课，他们都同意了。另外，考虑到上学还必须与日后的改行挂起钩来，当时我想大西北音乐人才相对比较少，如果选择西安音乐学院，说不定便于日后在西安或者兰州找到一份工作，而在大上海或者南方富庶省份找一份工作难度肯定很大，但考虑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师资力量肯定强于西安音乐学院，能接触到的名家肯定更多，所以，我又倾向于去上海。矛盾了好久，最后，我决定先到西安音乐学院看看情况，如果满意就留下来，否则就去上海。

这年的8月26日，我从兰州乘坐火车去西安。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的人特别多，排队购票，最后买到的竟然是站票。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列车车厢过道里委屈了10多个小时才到的西安。我没有顾上去游览名胜古迹，而是拿着他们给我的回信，直接去了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是，他们课程选修的价格较前已经上调，而且还只能选修一门功课。初步计算了一下，如果一下子缴清的话，我手头的钱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单位介绍信，而这我是无法出具的——因为我不是单位所派遣，而是请了病假出来的。没有办法，我只好踏上了东去上海的路。

到达上海的那天是8月30日。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冒雨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见到了此前两年间，曾给我回过信的孙玉宝老师。我给她讲了情况，她便介绍我去教务处人事股办了选修的手续，自此，我便开始了在上海音乐学院为期一个学期的进修。补充两句，上海音乐学院也是要求有单位介绍信的，但是没有也不强求，而且，可以同时选修几门课程，其实，这才是我最终能在那儿停留下来的两个重要原因。

我一口气选修了和声、复调、配器、钢琴四门专业课，不久，鉴于钢琴学习，要求从头规范学起，而我自己按照野路子已经弹奏了好几年，改正起来感觉难度太大，而心底里又觉得以后并不是靠演奏吃饭，如果仅仅是创作、修改自己作品的话，其实也毋庸太认真，所以，便改成了作曲，而作曲也是我唯一的个别课。

由于不是本科生，也不是正式考取的专修生，作为单科选修生，按规定学院是不安排住宿的，所以，我与作曲系同样进修的几位，只好自行联系住宿的地方。

我先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住了六晚，但由于参加江南丝竹比赛的各路人马即将入住，招待所不给我们登记床位了，事实上，每晚11元钱的住宿费我也难以承受，所以，只好搬到了学院外面的招待所里。住了两晚，听说音乐学院附中的招待所很不错，便又搬了过去。那儿确实比较实惠，每晚只要六元，而且住宿的基本上都是学生家长，人员相对比较稳定，互相之间也有共同语言，所以，这一住竟然长达28天。国庆节过后，新生报到工作早已结束了，学院的一切工作都正常了，学生宿舍也有空床位，经过作曲系特别是孙玉宝老师的联系，我终于如愿住进了学生宿舍。当然，学生宿舍也不是免费的，住到学期结束，需要250元钱，但比住招待所显然划算多了。

我是10月7日正式入住的。我们宿舍只有四个人，两个人是专修班的学员，其中一位是北方某音乐学院附中的教师，那个学期，他其实只来了不到一个礼拜，还有一位是北方某市文化馆的馆员。另外一位来自南方某艺术学校，是那儿的教师，情况跟我相仿，也是单科选修，不同的是他是公费。

由于我的目标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多的东西，所以，日常学习时间安排的紧凑是正常情况下难以想象的。是的，本来和声、复调、配器是不同年级的课程，须按部就班进行，这也是西安音乐学院要求只能选修一门功课的原因，但我的计划是只进修一个学期或者一年，这样，只能齐头并进：大一、大二、大三的课程同时开始。于是，我跟沈一鸣老师学和声，跟叶国辉老师学复调，跟杨立青老师学配器，最早还跟孙玉宝老师学钢琴，后来改修作曲后，便跟徐坚强老师学作曲。中间，还常去旁听赵晓生老师的作曲课。

此前，尽管搞了数年创作，但和声、复调、配器这些基础课程，是从没有认真学习过的，现在从头开始，难度自然很大。由于不是科班出身，视唱练耳又不过关，和声作业的完成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而钢琴练习更是尽了洪荒之力：有时候，我每天能弹奏六七个小时，不是《哈农钢琴练指法》，就是车尔尼599和849。不同的教材交叉进行，练得久了，刚开始只是脊背有酸痛的感觉，接下来连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小指都有些不听使唤了。想到德国作曲家舒曼就是求成心切，因而练坏了手指的，所以，后来不得不有所节制。

当然，只要付出肯定就会有回报的。复调课的学习进展基本顺利，毕竟写旋律是我的特长，记得有一次改题的时候，老师把我的作业本留下了，说是下次课堂上举例分析。和声课一开始错误很多，跟不上课，老师要求我转上公共课，但我坚持留了下来。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老师表扬了我，说我这一学期下来，毕竟还是跟他学到了不少东西。作曲课因老师去了外地，只上了五六节课，但却改变了我的创作观念……

作为国内最早最著名的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让人称道的地方很多，一是作曲系常邀请校外的一些名家搞讲座，那个学期，仅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就举办过六场讲座。除此之外，还聆听过上海芭蕾舞团作曲家奚其明、旅美作曲家董龙灿等人的讲座。二是听音乐会。正常情况下，差不多每周都有音乐会，特别是那个学期，正赶上上海音乐学院成立65周年纪念，举办活动的那一周，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有时候在学院礼堂，有时候在上海音乐厅，有时候在商城音乐厅，有时候在兰心大戏院。期间，时年90岁的老一辈音乐家、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先生的从艺70周年音乐会就是在兰心大戏院举行的。记得当时，他坐在第八排，期间还为一些人们签名，向欢呼的人们致意，最后还上台留影。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

而上海音乐学院65周年校庆，这本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大事，恰巧赶上，对我来说也是极为开心的一件事。这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我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校园里面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

建校六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搞得热闹非凡。空中飘着两个彩色的大气球，教学楼上悬挂着长长的条幅，路边摆满了盛开的菊花，广播里，播送着世界各著名音乐学院发来的贺电。

今天，上海市文艺界的许多名人都来参加庆祝活动，我见到的就有闵惠芬、陆在易、沈传薪等。

电视室里九折售书，我去买了四本，有《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西方现代音乐概述》《十二音序列》《乐器法手册》。

中午会餐，很丰盛。

晚上，去商城剧院听交响乐专场演出，有四个新作品：姜小鹏的《交响序曲》，王西麟的《昭君怨（塞上曲）——为琵琶和二十五件弦乐器》，赵晓生的钢琴协奏曲《辽音》，桑桐和陈铭志的《怀念》，最后，还有江定仙的《沧桑》。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演奏，张国勇指挥。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也到场致辞。他现在好像也下海经商了，音院的青年交响乐团名为“恒通”就是取自珠海恒通有限公司的“恒通”两个字。

而海内外巡演的音乐会也很多，我听过的就有吉林艺术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尚德义的作品音乐会，美国钢琴家露丝.兰德曼的钢琴独奏音乐会等。所以，尽管时日较短，但还是开阔了眼界，获益匪浅。

（二）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尽管那个阶段的日子每天都过得跟打仗似的，但我从18岁起就开始写日记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而且由于此前曾经从事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学创作，平日养成的习惯使得我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更加敏感，更热衷于观察，所以，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竟然写下了近七万字的日记。这里面，有特殊生活场景的描绘，也有给我上课的老师们的形象勾勒；有与我打交道的人物的叙事，也有我对新鲜事物的感知；有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更有我对音乐人生和未来生活的重新思考。尽管当时我没有功夫刻意去写作，写日记只不过是每晚临睡前的例行公事，但通过这些文字，我相信还是把特定阶段、特定场合的人和事用我自己的方式“定格”了下来。如今，回顾往事，感觉它其实是我人生历程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插曲。

闲话少说，我还是举例来说明吧。

在音乐学院进修期间，给我讲课的老师并不多，但大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日记中也有描述。

这是上配器课的杨立青老师，当时，他是作曲系主任，后来升任院长——

下午上了两节配器课。授课教师是杨立青，听说他是大有名气的，留学德国时，曾获得作曲博士、钢琴硕士学位。

今天，听了他的课，许多地方亦有顿开茅塞之感。

在音乐家与画家之间，我觉得他更像是位画家。看上去，他属于那种不拘小节的人，讲课的时候，左手手指头夹一根香烟，高高地举起，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他一会儿戴一幅黑边眼镜，一会儿又换成金丝边眼镜，一会儿又完全不戴。一口较为纯正的普通话，使人感觉到他一定是北方人。他穿着一件暗黄色的衬衫，一条雪青色的裤子，脸是青黄色的，双颊较为突出，梳着大背头，但又乱糟糟的。总之，看到他的模样，任何人也不会把他跟教授、学者之类的联系到一起。

他完全是按照他编印的讲义讲的，定义之类的东西他就照着念，并加以解释，其余的便抛开讲义，并不时地让我们翻开谱例部分，对照着文字看，有时也听一听音响。他进行的速度较快，但配器是一年半的课程，我只能学完其中的三分之一。

这是上和声课的沈一鸣老师——

早上上了两节和声课，授课教师是沈一鸣，约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胖胖的，戴着一副大眼镜，专看书的，看人时眼睛却从镜框上面露出来，像小说中描写的三十年代的帐房先生。他课讲得很好，语言简炼，有条理，而且还是普通话。

记得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还有段小插曲，情形是这样的——

今天的两节课，他讲的是正三和弦及其两个转位。下课的时候，他布置了作业，我看着习题，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明白他到底要让我们做些什么，因为我自学过辟斯顿的和声学，关于习题总是有明确要求的。谁料他听了之后哑然失笑。他问了我学习和声的情况之后，说我应该转班，到讲公共课的班上去学，那儿从头开始，否则跟不上课，但我还是决定继续跟他学。

这是赵晓生老师，我多次旁听过他的作曲课——

赵晓生老师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报刊上老是登载他写的文章，以及关于他的一些情况的介绍。看上去，他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五短身材，大背头，从一旁分开。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件皱皱巴巴的深灰色西装上衣，一条黑色的裤子，白衬衣因袖子太长，便从袖口处反卷了过来，甚至完全包在了西装的袖口上。他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嗓音粗还有股怪味，但能听得懂。一位同学从办公室给他端来一杯茶，他一直喝到茶叶都沾在了杯子上。往黑板上写谱例时，因个子矮，他便抬脚踩上椅子，站在上面书写，还顺口说了句“人太短了！”今天讲的是五声调式和汉族七声调式，他间或穿插一些掌故、笑话，颇有趣味。

早就听同学说他在德国留学时获取了钢琴博士、作曲硕士学位。

这是上作曲课的徐坚强老师，我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人称徐坚强老师为怪才，也真有些名副其实！

今天去上作曲课，听了他的三首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确实耳目一新。他在通俗歌曲的创作中运用了各种手段，如把间奏改成了美声唱法的桥段，还有说唱、鬼叫等等，都别具一格。特别是他把无伴奏合唱运用于通俗歌曲确实是一种创新。他提到黄英，刚在国际上获奖的女歌唱家，就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不久的学生，他的一首歌曲中本来的间奏改成了美声唱法，演唱者就是黄英。

看得出，他属于那种才华横溢而又富有激情的人，我相信，他在短时间内会崛起于流行歌坛的。我想，他能达到目前这种境界，这与他深厚的音乐功底是有密切联系的。

他的书房也很别致，最引人注目的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一件金黄色的大奖杯，一样是一张自画像：一只骷髅，上面写着“穷鬼”“胆小鬼”之类的字样，可惜因隔得远，我未能完全看清。

书房里乱糟糟的。

他有两架钢琴，一架是崭新的聂耳牌的，一架似乎陈旧一些，琴键全部是褐色的，我疑心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过，这样的钢琴，还是头一次看到。

这是来音乐学院举办讲座的上海芭蕾舞团作曲家奚其明先生——

奚先生本身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马夹，前襟上大大小小的尽是口袋，而口袋上面还有口袋，全部缝有拉链；最有特色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后面还有一个特大的口袋。我想，就是武侠小说中丐帮的九袋长老也没他的口袋多。他进来的时候谁也没见他拿着什么，但一会儿功夫，他就像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掏出好几盒磁带来。他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一米六左右，举止总欠潇洒。他每次从讲台上下来，打开一旁的录音机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用双手提一下裤子。尽管他总想把脚步迈得轻一些，但大皮鞋踩在地板上还是咚咚直响。他的整个面像给人的感觉就像日本人。他还把创作音乐叫做玩音乐。

这是来音乐学院举办讲座的王西麟先生——

王西麟身材高大，身着牛仔上衣，脸上皮肤红红的，看上去一副饱经沧桑之色。演讲中不时伴有大幅度的《列宁在1918》电影中列宁式的手势，时而又像诗人一样抒发豪情，颇能打动人心。

王西麟的首场讲座，是11月28日举行的。那天的日记中，我有详细的记载——

下午是著名作曲家王西麟的学术报告，重点分析波兰作曲家潘得雷茨基为52件弦乐器而作的《广岛受难者的哀歌》。王西麟我是久闻其名，也知道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云南音诗》。杨立青介绍说他曾毕业于上海音院作曲系，后来因为讲真话，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深受其害。还说他的交响乐作品具有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杨立青还称他为学长、师兄。他讲得很动情，我发觉他眼圈都有些红了。

他最后一次讲座是12月7日。作曲系好几位教授都参加了，陈钢和赵晓生先后讲了话。那天，我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晚上，听了王西麟的最后一场讲座，重点讲他自己的部分经历以及他的悲剧意识和批判观念是怎样形成的。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第三交响曲和几段电影音乐。

他的六场讲座是十分成功的，陈钢、赵晓生等作曲系的一班深孚众望的教授也参加了。今晚，陈钢和赵晓生还讲了话，用赵晓生的话来讲，陈钢的讲话是致闭幕词，他的则是后闭幕词。他们都给予了王西麟及他的作品高度评价。场面是很感人的，下面掌声不断。看得出，讲台上的王西麟本人也十分感动。是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应该受到尊重的，特别是像王西麟这样，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人，中国需要这样的作曲家。

等等。

把他们尽数写入日记，并加以描述，我相信当时听课的人中我应该是唯一的一个。

(三)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由于刚开始无法入住音乐学院学生宿舍，我在音院附中的招待所里住了28天。最早住楼房，在二层，房间非常狭小，高低床，有六个床位；后来由于入住的客人女多男少，招待所又把我调整到了楼下的一间平房里。平房是四个人的房间，面积还是不大，加上后面没有窗户，白天写东西、看书也要开灯。

尽管附中招待所是如此地狭小，甚至破旧，但入住的多是学生家长，而这些人除了普遍有强烈的望子成龙的心态外，绝大多数也是有身份之人，至少经济条件不错。这里面有长期陪读的，也有不定期过来看望孩子的，他们彼此之间也认识。

我在二楼楼房住的九天时间里，就见到过不少人，其中有年近80岁的从台湾归来的老船员，也有在温州城里修电器的老板；有药物学专家，也有部队歌舞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有好几位陪读妈妈，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而且，异于常人。真是小舞台，大世界啊！

住在那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舍的话剧《茶馆》。茶馆虽小，但前来喝茶的客人众多，而且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旅馆也同样如此。要不是我在心底里反复告诫自己，此行是花了很大的代价专门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的，借以压制时时萌动的写小说或者电视剧的念头，不然，我怕管不住自己，又开始了文学创作。这样，两头用劲，每一样都讨不到好，每一样都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的。

尽管如此，但我仍是情不自禁地观察着他们，并把他们写进了我的日记。

我的数篇日记中，就有关于台湾老船员和一位中年胖子的记载。这是9月11日那天，我搬到招待所第三天的记载——

下午回来，房间里仍只有老头一人，他是这儿的常住人口，整天似乎很少出去。今天他几次问我时间，说是表坏了。晚饭后，我躺在床上看书，他问我是否出去？得到答复后，他说他想到外面走一走。我说你去吧，我要出去，会把门窗关好的。顺便交谈了几句，才知道老头是从台湾来的。他年轻时是海员，1948年去了台湾，1989年才回来，他已经快80岁了。真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经历？不过他身体倒很好，走路腰板笔挺，而裤腰带前面挂着的皮质的钱包尤引人注目。我很想找机会跟他多谈一谈，但又担心他那浓重的江浙话我听不懂。

这是9月13日的记载——

房间里只剩老头、中年胖子和我三个人。老头明天要走，说是坐船。我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远门，家里人能放心吗？他说没办法，家里只有他、老伴和女儿，女儿上学，只有他来送。他的身世真是个谜！

晚上，中年胖子也曾问起过他的一些情况，他滔滔不绝地讲，可惜他一口浙江话十句里面我只能听懂一两句。

老头出去的时候，我和中年胖子也交谈了一阵。中年胖子年轻时在青岛、烟台当过十多年兵，退伍后回温州当教师，自学了电器修理。去年49岁时退休，现在修理电器，每月收入也在千元以上。他儿子当电工，但不思上进；女儿在这儿上学，每年花费都在七八千元。看来，他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这是9月14日的记载——

老头于下午五点回舟山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中年人，他可能还要住几天。晚上没事，我们聊了好久，天南海北，什么都谈。也谈到老头，老头就像一本线装书，而且全是用甲骨文写的，可是他能读得懂。他告诉我，老头是舟山人，年轻时曾在轮船上当轮机长，上海解放前，给国民党运兵到了台湾。后来，他回到舟山，并把媳妇接去暂住，等他准备再回来的时候，舟山已解放，从此在台湾滞留了四十年。去台湾前，他把仅八个多月大的女儿留给他母亲抚养，他母亲1962年就去世了。1989年回大陆后，他找到了他四十年未见面的女儿以及女儿一家。不用说，刚见面是令人惊喜的。他拿钱给女儿女婿修了新房，并给了一万多块钱让他们购置了新船，但女儿女婿总想着把他的钱全部据为己有，达不到目的便一反常态，再也不像往日那般热情。他在这儿旅馆里住了好久，她们的船也常来上海，可是谁也没想到要来看望他。当然，老头也确实是富有的，他退休时台湾那边给了他四万美元，而他平时还有积蓄，如果折合成人民币也有几十万，按正常情况，他这辈子是花不完的。那么，他在台湾还有没有别的亲人？他目前在上海上学的这个女儿是不是亲生的——因为从年龄上看似乎差距太悬殊，我总觉得还有些疑问。中年人告诉我：老头在台湾曾有过一个儿子，但患白血病死了。这个女儿是不是亲生的，老头没讲，他也不好问。

陪读妈妈们也都是有故事的人。这是9月18日我日记中的记载——

中午回来，房间又做了调整，我们原来楼上的房间让给女的住，说是她们人多，我被调整到了楼下的一间平房里面……

搬房子不要紧，让人恼火的是那些女的搬到楼上，却把我的东西搞得乱糟糟的，有些甚至放在门外过道里，而占了我的床的，正是兰州来的那位姓邱的女士。

吃午饭的时候我没地方去，便在楼上的房间里跟她们闲聊。邱女士满脸洋溢着自得的神色，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她的女儿：如何跟西安音院的钢琴教授任淑珍学琴，如何在上海考试，而主考正是赵晓生教授，如何在几个月不上课的情况下，在兰州所在学校考了全年级第二名并被兰州一中录取，还有别人如何盛赞她女儿是神童等；还说她女儿上学不仅仅是为了将来能谋到一个好的职位，而是为了给后世留一些东西，这样，也不枉活一世。每当别人插话的时候，她就用一声“你听我说”打断，看上去饶有趣味。邱女士在书店工作，她是请了假来陪她女儿读书的。我也见到了她的小姑娘，穿着一条方格的花裤子，胸前挂着一串钥匙，胖乎乎的，似乎很纯朴。她妈讲她的时候，她只是不做声地听着。

房间里除邱女士之外，还有一对母子，一对母女。母子俩是从贵阳来的，母亲约三十四五，眼睑总是描得黑黑的，裤子紧紧地包裹在腿上，但也不见得丰满。儿子十岁，脑袋大大的，有点像聂伟平。我跟大家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我，一会儿努努嘴，一会儿挤挤眼睛，很调皮。她俩我常见，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我总见这孩子在院子里练琴，拉得相当不错。他母亲总是在旁边督促。她有时拿着一架节拍机，有时打毛衣。她操着一口贵州话，听起来很像四川人讲话。她告诉我，她也是九月初才来的，她儿子当下跟张世祥教授学琴。我说这很有福气，张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跟他学一定前程远大。她说她仍很担心，正因为张世祥是名家，所以挑选学生也相当严格，被他选中的学生如果潜力不太大，仍有被退的可能。我问她们是怎么从贵阳来到这儿的，她说是通过别人介绍才来的。她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学琴，但教他的老师都是些艺校毕业的学生，技术也不怎么高明，所以，换过来换过去也有不少老师了。后来，她们那儿有一个在音院读书的，把她儿子介绍给张世祥。张一听，觉得可堪造就，便把他儿子收为学生。但目前问题很多，除前面所说的之外，还有上学这样一个问题。附小插班已不可能，就是要插，一学期也要掏四五千块的学费。所以，目前只有专学琴，等到专业课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补文化课。另外，她也须陪读，但这样一来花费也很可观。另一对母女只有母亲，母亲大约四十多岁，她进进出出地忙着收拾什么，所以，只是打了个招呼。

而这位邱女士，讲话总是让人印象深刻。由于是甘肃老乡，常见面，也常打招呼，10月7日离开音院附中招待所的头一天，我去跟她告别，场景是这样的——

晚饭前，我去邱女士那儿跟她告别。

她正半躺在床上，她女儿则躺在另一头，说是感冒了。邱女士讲话还是那样富有夸张性，她拖着悠长的软绵绵的声调，向我讲述着她女儿的聪明。她还引用“有人”的话来论证她的观点：能考入音院附小的是天才；能考入音院附中的是天才加人才；而直接考入音院的是蠢才。她认为附中最难考，而学知识主要是在附中，大学上不上都无所谓。

她的话也许有道理！因为就乐器演奏来讲，在国际上获奖的大多是附中的学生。不过，她过分褒扬自己的孩子，也许会使得同宿舍的几个女的不愉快的，因为她们的孩子能考入音院附中，本身就表明他们也不是弱智儿童。

她跟我约好放假后一块儿回去。

自从搬到音乐学院学生宿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附中招待所，这样，年近八旬的台湾来的老船员，温州修电器的中年胖子，药物学专家，贵阳来的母子俩，都未曾再见过面。甚至，跟我住了很久的秦先生以及他爱人、儿子，也再未见过面。后来见过面的只有我的甘肃同乡邱女士，那也是学期快要结束，我即将踏上归途的前一个星期。地点是在音乐学院的院子里。那天的日记中，我是这样记载的——

下午上完课，刚出大楼门，就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邱女士，她正站在报刊栏下。见到我，她非常热情，说我瘦了。我说每天都忙，再加上伙食也不是太好，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她说她自己做饭吃，可以做些肉给我送来，这样可以吃几顿。我说不必了，因为我近日要回家。我给她谈了接到工作单位发电报催我回去的事，她很关注，说如果需要钱，尽管找她，她可以给我帮忙。她给我留了她家的地址电话，说假期中可去她家。还谈了她女儿期末考试的情况，说下学期每周六请我给她女儿辅导一下语文。我说可以。因外面天气很冷，我让她到宿舍房间里坐坐，她说不去了，她要等她女儿，她女儿正在楼上上钢琴课。

（四）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不过，在附中招待所，我跟来自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作曲家秦运蔚先生住得最久，在那间光线昏暗的小平房里，我们住了十八天。他是专业作曲家，但他上附中的儿子那时已经在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奖，而后来竟然成为“国际乐坛评价最高、最有影响力、而且风格最独特的中国钢琴家之一”。我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中午在房间里见到了秦先生的儿子，他穿一双棕色的大皮鞋，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进门也未打招呼。我跟他点了一下头，他也许没看见，反正没理睬。从面相上也看不出他智力超长的迹象。他拿起一张报纸，往他爸的床上一躺，秦先生此时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报纸还是昨晚我在门外捡来的，上面报道音院附中组织上海市最年轻的交响乐团的事，文中提到了他。

除此之外，还有记载——

他们的儿子小秦这几天也常过来。他很少说话，每次来，总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游戏机，一个人玩得津津有味。我看上面的显示屏里时时晃动着不少小人之类的镜头，还吱里哇啦地叫着。这类东西，有可能是从国外买来的吧，我也不知国内有没有卖？

住在小平房里，虽然有四个床位，但基本上只有我跟秦先生俩，个别情况下才来位客人，但往往住一晚就走了。虽然如此，但也有许多无奈——

晚上想写首歌曲，什么也写不出来，便作复调的习题。

房间里因潮湿，蚊子特别多。隔壁的女住户总是尖着嗓门教训她的孩子，而墙壁上有着一扇关死的门，但一点也不隔音。秦先生也直抱怨。这些天，他还是整天呆在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给他儿子送水、打饭，然后便是看报纸、睡觉。有时也有人找他，今天周培才先生又来了，我因急着去音院上课，所以仅打了个招呼。

周培才是秦先生曾经的同事，我曾几次碰上他过来。他那时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作曲家。我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我把东西搬过来的时候，秦先生正跟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男的喝酒，桌子上——实际上是床头柜，我们每人都有一个——杯盘狼藉。秦向我介绍说跟他喝酒的这位名叫周培才，音院作曲系研究生毕业，现在上海芭蕾舞团工作，作曲家。我说久仰。这个名字我听过，但从哪儿听过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他们问我所学的课程以及所授课的教师，我说了之后，他们所推崇的还是配器课的老师杨立青，另外，认为和声课的沈一鸣也不错。他们也问起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我讲了之后，秦先生说他佩服的就是我这种人，有上进心。

周培才对我说写作品要从钢琴曲开始，到弦乐曲，再到交响乐。我说钢琴曲我不会写，他说可以先模仿。接下来，谈到音乐创作以及一些作家与作品，他们都认为歌曲创作只是音乐创作的最低层次，在学院里面是不被看重的……

我让（周先生）写他单位的地址，他便写了给我，我一看名字中的那几个字，便猛然想起，这个名字我在《音乐爱好者》上面见到过，是分析他的作品的，一问，果然是。他显然也很高兴，说是分析他的《子夜杵歌》的，那是1988年的杂志，去年北京的《音乐研究》上也介绍过他，还说哪天有空可以听听他的作品。后又说他去年还举办过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花了不少钱，等等。我把他送出门外，他说我去他那儿时，可以先打电话。

不过，也有一些生活的小插曲，饶有趣味。

这是9月20日那天的记载——

晚上看配器教程，房间里只我和秦先生。他每天除了去他儿子那儿，便只关在房间里看报纸，睡觉。昨天回来，他说把我的镜子打破了，改日上街给我买一面新的，我说没关系，不用买了。

这面圆圆的镜子我用了11年，刚工作时买的，这回总算结束了寿命。说来有趣，我从家里来时带了镜子和梳子，从音院招待所离开时，把梳子忘在那儿了，只剩下镜子；到了这儿，中年胖子走时将他的梳子给了我。如今，梳子有了，可镜子却破了。

这是10月4日的记载——

早上，秦先生从外面采了一小束桂花插在瓶子里，屋子里便飘溢着一股幽幽的香气。在我的印象中，北方似乎是没有桂树的，因为我本人就从未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起过。说来也怪，花儿总好像是朵儿越小味儿越浓，沙枣花是这样的，丁香花是这样的，桂花也是这样的。桂花也是金黄色的，很像我家乡常见的沙枣花，但沙枣花是喇叭形的，桂花却只是四个瓣。秦夫人告诉我，桂花是不结果的。也许，这正是它开放在深秋的缘故吧！难怪郁达夫在桂花之前加了个迟字，并以《迟桂花》作为他一篇小说的名字。读今天的《新民晚报》，上面说近两日上海许多公园桂花齐放，并说这是国庆前后天气转暖的缘故。我在想，如果最近气温一直不回升的话，桂花会不会不开放呢？

作为过来人，作为专业人士，有一天，秦先生也曾善意地提醒过我——

他对我讲了“实话”：如果学歌曲写作就不到这儿来，自己买书看就成了；如果学写器乐曲，半年时间什么也学不会，一是我基础太差，二是我没在乐队呆过。他认为我应该明确学习的目的。他还告诉我，去年这儿也住过两个年轻人，一个学声乐，一个学作曲，想考音院，但终归还是没有考取。

在附中招待所住了近一个月，总算要离开了，不过，感慨还是很多的。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也许，音乐之于女性更为适合，不然，我所接触到的几位学生家长，为什么总是送他们的女儿来读书，而不送他们的儿子呢？学院里也是这种情况，女多男少，特别是到了开饭的时候，餐厅里满眼看到的、满耳听到的总是女性的身影和声音。所以，我有时也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来讲从事于音乐，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我认为男子汉应该去从政或从军，从政则鞠躬尽瘁，忧国忧民，或许能造福一方百姓；从军则驰骋疆场，杀敌报国，即便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可我却空有一腔豪情，而无路请缨。班超弃笔从戎适逢其时，我呢？只能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音院附中的招待所尽管其貌不扬，而且当时正在搞修建，但乱糟糟的环境中也有些小情趣。我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晚上，月光很好，今天大概是旧历的八月十三了吧？我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外面很乱，也很闹。临街的大门口牌子上署名为上海京剧院，但进来之后，我却似乎觉得这里面大大小小的恐怕有好几个单位。楼房错综耸立，有新的，有旧的，有高大的，也有低矮的。旅馆旁边有假山，也有池塘，最富有情趣的是其间挺立着几丛修竹，但和这周围的环境却甚不协调。因为旁边是块工地，混凝土搅拌机，还有一个不知名字的高大的，像钻塔一样的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临要搬走的头一天，我还在日记中再次提到——

明天就要搬走了，屈指算来，我在这儿住了整整28天。无论如何，这儿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低矮的楼房，特殊的房客，月色中摇曳的修竹，静静的假山，飘着一层新绿的凝固了似的池塘，每天练琴的贵阳小男孩，以及大白天都偷偷摸摸咬人的蚊子，还有躲在屋角，彻夜鸣叫的蝈蝈。总之，这一切都似乎是富有诗意的。

（五）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那年的10月7日，我终于如愿搬进了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非常让人满意，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想，音院宿舍可能是所有高等院校中最为讲究的，也许这与学生少有关系吧。洁白的墙壁，明亮的日光灯，干净的门窗，给人的直感就很舒畅。里面还配备了两张大桌子，一个书架，一个分为五层的大立柜。看得出，房间里除休息外，就学习来讲也是好地方。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当时去上海的时候，我不知道能否入学，所以，只拎了两个不大的包，被褥什么的都没有带。住旅馆，这些是不用考虑的，可要入住学生宿舍，就必须自己准备。可当时只勉强凑够了住宿的钱，买被褥的钱却是没有的。最后，只好从宿管科租赁。我的日记中也有三段记载——

姓吴的老头带我去看了一下房间，说今天就可以搬过来，我问有没有出租的被褥？他说有的，但新的没有。我说旧的也可以。他说用旧的可以给我少算一些，最后定为15元，每月三元，他给我一直算到二月底。押金30元，住宿费250元。

被子是下午三点多抱来的。

我从琴房回来，（宿管科的一位）中年妇女叫住我，让我抱来。外观还可以，但打开一看，里面也不干净，不过还是将就着用吧。姓吴的老头一再声言，我是来自边远地区的，特殊照顾，还说这房子也是照顾，下学期能不能入住还得看情况。

褥子太脏，今天我又要来一条床单。中年妇女说每月五毛的租金，吴老头说免了，结果就免了。床单是洗干净的，但上面有一些铁绣似的小斑点。

从此，我就正式入住学生宿舍了。

其后近三个月的时间段里，发生了好多事，有些甚至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由于内容太多，在这儿，就不一一赘述了，算是卖个关子吧。当然，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去看正文。

在音院进修期间，我对学术报告总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当时的一篇日记中的记载——

下午的学术报告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音乐学院的魅力。

这次报告会是由作曲系主办的，系主任杨立青主讲，内容是中国青年作曲家，在海外的情况及作品分析。这次主要介绍了四位作曲家及作品：谭盾的交响乐《死与活》，周龙的《霸王卸甲》，徐舒亚的为长笛和录音带而作的《太一Ⅱ》，和陈怡的《一个琵琶与乐队》。这四位作曲家有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也有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在国际上的一些重大比赛中多次获奖，作品到处演出，并得到认可。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很有才华、很有实力的。

谭盾的《死与活》，总是让人联想到一些极端的，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东西：泼妇在歇斯底里地嚎叫，唾沫星子乱飞；老鼠在拼命地逃跑，并吱吱地尖叫着；木工不停地用钢锉，锉他的锯条；几枚石子呼啸而来，打破了窗玻璃；狼在旷野上发疯似地奔跑；海水漫过了堤坝，排山倒海地扑向村庄；月光下徜徉的美女，忽然变成了青面獠牙的夜叉……那从头到尾的不协和的音响，使人感受不到一点美好的东西，而且始终感觉作品是在展现一幅现代派的画作中特有的画意，可实际效果却是场面纷繁错杂，让人始终找不到完整的形象感。当然，这与现代派的画也是暗合的：什么都表达，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表达，看各人的理解……幸亏此前两三年，我曾参加过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的学习，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作曲家及作品有所了解，甚至如数家珍，不然，猛然听到这样的作品，肯定会吓一跳的。其实，这样的作品师承的就是现代派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属于无调性音乐。尽管我的耳朵极端地不适应，但仍感觉比较切题。是的，曲名就是《死与活》，通过标题可以方便理解，尽管曲中所表达的“活”没有多少感觉，而“死”以及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谭盾这些年来在海外声名鹊起，看来，是得到了勋伯格的真传的。

《霸王卸甲》是在传统琵琶曲演奏的基础上加进了乐队，主要集中在开头和结尾，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多少新的东西。当然，我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欣赏的，也许，外国人出于猎奇的心态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像他们观看张艺谋导演的反映中国偏远乡村不为人知的古老习俗的电影一样。

另一首琵琶与乐队的曲子感觉平常，只不过是在琵琶曲中加入了许多不协和音而已，听起来还不如传统琵琶曲地道。

徐舒亚本是上海音院的青年教师，他去的是法国，听说成绩卓著，他也是杨立青今天重点介绍的一位。他的曲名《太一Ⅱ》会使人联想到屈原作品中的《东皇太一》，也许它们是有一定的联系吧？说是为长笛和录音带而写的，但完整的长笛音调是听不到的，只是各种发音技巧加上了作为背景的乐队，听起来平淡、乏味。

结束的时候，杨立青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下个星期四接着欣赏。我是感兴趣的，因为可以开阔眼界，了解音乐界的一些最新动态，但愿大家都是如此！

尽管学习是非常紧张的，但出去旅游观光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已经到了上海，不出去走一走也对不起自己。

这是10月1日那天我到了上海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外滩的记载——

从襄阳路乘公共汽车，终点站便是外滩。

外滩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风景甚为别致。江边，是几十幢富有外国情趣的高大建筑，楼房的尖顶插入蓝天；江中，百舸争流，特别是高大的轮船不时鸣着汽笛驶过，分外引人注目。走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我在想象着本世纪初这儿的情景：洋人在这儿横行霸道，中国百姓任人宰割，而中国的官僚们却奴颜婢膝……自然，这一切早都结束了，现在，只有这些高大的建筑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这是11月15日那天参加作曲系组织的“松江游”回来时，经过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大桥——南浦大桥的记载——

十二点半，我们乘车返回。

大家好像意犹未尽，孙老师说去外滩，大家都响应。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进入市区，我们经过了两处足以代表上海现代化成就的地方，一是南浦大桥，高出地面几十米，在市区上空盘绕，真是壮观极了。从汽车上向下面望去，鳞次栉比的楼房都在下面，我们似在空中飞行。经过了南浦大桥，我们又穿过黄浦江的江底隧道，在浦东游览了一圈，后到外滩。也许是星期日的缘故吧，外滩还是那么多的人。

当然，上海也不完全是光鲜亮丽的，刚到上海，我曾想过在外面租房住。那天，我和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了好几个地方，这是当时看到上海的某些市区环境后的记载——

今天跑了不少地方，也有收获，就是较真实地了解了上海人的生活。外地人羡慕上海人，上海人也整天“阿拉”不离口，好像自豪无比，事实上就住宿而言，他们也许是中国大城市中最不尽人意的。电视上讲，上海人平均住房七平米，而大多数人则是四平米左右，甚至不少人是一家三代挤在一个十三四平米的小屋子里的。今天，我们的见闻也证实了这一点。余姚路一带，居民房子像蜂窝一样，但远没有蜂窝那样有致。人们在家中呆不住，只好跑到过道里或街两旁纳凉。那种寒酸，那种近似贫民窟的生活，和大上海的外气以及街面上的繁华构成鲜明对比。我是中国最荒凉也差不多是最贫穷的地方来的，但假如让我留在上海工作，看到眼前这种境况，我还真需要好好考虑一番。

当时，浦东还没有大开发，我与同学骑自行车去时，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

浦东正在开发，许多新楼房拔地而起，但从整体来看还是破破烂烂的。也许是重工业区吧，其繁华还不及这边的一半。我原想浦东是个小地方，但骑自行车沿浦东大道走了一个多小时，似乎还是走不到头，我们便折返回来。浦东似乎处于城乡交接地带，因为我看见许多农民正在翻地。到浦东，过江需要乘坐摆渡的轮船，今天，我第一次乘坐了这样的船只。

而人来人往的上海火车站则是这样的——

火车站还是那么多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许多人就睡在售票处和候车室外面的砖地上。这个季节了，晚上冷是肯定的。不过，想想也理解了，不睡砖地就得去住宾馆，而住宾馆就得花钱，我自己不也曾有过囊中羞涩的时候吗？是啊！能节省肯定还是要节省的。挣钱不易啊！

当然，平常出游多一半是跟同学一起去的，唯一有组织的一次就是上面提到的作曲系组织的“松江半日游”。11月15日那天的日记中，也有关于松江游的记载——

松江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县，乘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游览了两处古迹，一处是方塔园，一处是醉白池。方塔园有一座明代的塔，九层，已倾斜。本欲登高远跳，但登塔费便要五元，大家便没了兴致。园内金菊翠竹点缀，颇有情趣。醉白池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里面古木参天，亭台楼阁相接，给人一种古朴清雅之感。我在一座石碑处停留了好久。碑是长方形的，立在一间空屋子的地上，上面雕的是十条鹿，正在疾奔。下面有一行红色的隶书字：十鹿九回头。我在想这里面肯定包含着一个故事。

由于刚开始学院不提供住宿，所以，曾考虑到外面去租房子住，这样，没有交通工具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便在街头修车处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车子有四五分新，价格一百元。这一百元是我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没有办法。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在上海所见到的自行车大都生满红锈，好像是出土文物似的。有同学告诉我说这是因为上海人多，自行车没地方放，扔在外面雨淋的缘故，这也有道理。后来，骑着这辆自行车，跟同学去了南京路、外滩、火车站、浦东等不少地方。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讲座的那段时间，有一天出去，就是骑我的自行车去的。当时，正在那儿读本科的一位女生，也是我的甘肃同乡要陪他去，便来我这儿借的车。

（六）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尽管生活就像万花筒，各种从前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场景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但我的内心深处却从来就没有平静过，而且时时冰火两重天。是啊，丰满的理想，骨感的现实，使得我每天都在挣扎中度日。

我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了我的烦恼、怅惘和无助。

这是9月9日那天我在附中招待所院子里看到一位小姑娘演奏小提琴后所发的感慨——

院子里，有位小姑娘在练习小提琴，尽管是练习曲，但她却拉得很生动，显然，她演奏上的修为已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我真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出类拔萃者附中还未毕业，就已成了演奏家，许多人甚至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命运就是这样不公！联想到我自身，不禁黯然神伤。是啊，到我现在的境地，学习音乐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可是，我既然不愿意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又该怎样去做呢？

当然，我是学中文的，17岁的时候就以百里挑一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如今以己之短，比别人之长，确实对自己有失公允，可现在，目标不是通过音乐来找到人生的突破口吗？如此，不能不作他想。况且，此前我也曾学习过几年小提琴，但跟这些孩子比，感觉至今尚未入门。

这是9月11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今天又逢中秋节了，我躺在床上，看了一个多小时钢琴演奏方面的书，然后到院子里去赏月。今晚的月光远不似昨日，一丝淡淡的云翳包裹了它，倒是增添了许多的朦胧，许多的含蓄。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听着工地上机器的轰鸣，木工棚里的喧闹以及近旁优雅的琴声，还有时起时歇的蝉鸣，看着四周杂乱的设施，静立的松竹，还有交相辉映的灯光、星光，仿佛置身在一幅现代派的画作前，或者说，我自己就是这画中的一点。我心里很乱，笼罩着一丝淡淡的怅惘。我不敢深思，惟恐坠入云里雾里般的思绪里。

这是9月25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天气还是逐渐转凉了，早晚都感到有些寒意，再过半个月，也许穿不成衬衫了。尽管如此，比起甘肃的许多地方来，上海秋天的暖意，还是宽厚地延长了一个半月。我不知道，我是希望冷还是希望热，冷了我怕受不了，因为在上海，冬天是不生火的；可热了蚊子又多，我每天都要遭受它的折磨。

就像不知道天气是冷了好还是热了好一样，现在，我也不知道音乐学院我是上了好还是不上好？固然，现在已经选择了这条路，但我仍怀疑它的可行性。一学期四个半月，现在一个月即将结束了，在这五分之一稍过的时间里，我到底学到了些什么？我不敢自问。到我这样的年龄，又从事了数年的音乐创作，在这儿读书，应该是时有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才行，可我却不能“顿悟”，我发现，我的修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就怕身入宝山空手而归！

这是9月30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三十岁应该是成熟的季节了，可我却觉得像是生活在云里雾里一般，面前是一片虚空。虽然也有许多想法，但终不知道下一步迈出去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就像这次到音院进修吧，虽然这几年里也一直在反复斟酌，而且这次也下决心来了，但未来会是怎样一种结局，现在我仍无法预测。去海南发展，似乎仍是一个梦；回原单位上班，不甘心；重新联系一个单位调过去，似乎也很不容易。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是10月11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这十年来的每一个“今日”，我似乎都是在烦忧之中度过的。

我也知道，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安分。本来，作为一名农家子弟，能考上大学本身就是造化，而且，也确确实实在短期内改变了命运，成了端公家饭碗的人。可我却执意要成为一名作家，所以，大学期间便开始了文学创作，而这一坚持就是十年，但作家梦并没有实现；中途，又开始了音乐创作，发展还算顺利，25岁时便发表了第一首歌曲作品，从而觉得这方面的潜力较大，足可改变命运。这一路走下来，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要借此改变命运，我觉得难度还是很大。

这是11月11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我心里很乱，也很烦。

同宿舍的三人……他们有来处，也有归宿，一切都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唯有我，则纯粹是只丑小鸭！我把音乐当事业，可尽头是什么呢？我无法预测！记得数月前来上海的火车上，老是播放港台歌手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当时深有感触，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潇洒走一回，而如今的情况是我确实潇洒走了一回，可期盼的结果看到了吗？未来会怎样呢？我不知道。唉，前路漫漫，该作何选择呢？

这是11月12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我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极不协和的和弦，它迫切需要解决可又不知如何解决！调换单位去专门搞创作、回原单位继续教书、停薪留职去经商，目前，我似乎只有这三条路可供选择。但第一条路很难走通，第二条路我很不情愿，第三条路能不能走通我也不清楚。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况且，不管是走哪条路，婚姻问题终归还是要考虑的，而现在又差不多是迫在眉捷。公职、职称等等的，现在，对我来说犹如鸡肋，可马上把它抛弃了还不是时候。求发展必须先求生存，这是鲁迅先生的话。我在考虑：假如我精通一门乐器或者有个好嗓子的话，也可在上海找个临时工作，可作曲是屠龙之技，轻易学不会，就是学好了没名气还是难以施展开。看来这些问题还得深思。

这是11月16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不知为何，海口市人才交流中心也没有回信？如今海南开发，急需人才，难道在他们的法眼中我竟然算不上人才？我真有些纳闷。应该讲，要学历我有学历，要工作经验我有工作经验，要成果我有成果，可为什么就没有人关注到呢？

是啊！不是我自我感觉良好，仅就在南京、天津、兰州的音乐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成功举办过两场个人作品音乐会——这应该是开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业余词曲作者，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先河，而且，甘肃电视台在“甘肃新闻”中还两次报道，就这两件事而论，放在国内许多地方我想都是个中翘楚！我总觉得自己未来在音乐领域会大有可为的，可别人怎么都看不到呢？我真有些奇怪！看来，真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

这是11月23日那天我日记中的记载——

过去数年，我要是结婚，随便那一年都有机会。核心的问题是如果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那只能在我工作的那个山沟沟里，长期呆下去了。可如果不能离开那个地方，我所有的梦想还能变成现实吗？父母亲、亲戚朋友每次来信，差不多都是一个内容：催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达不到目的，我只能做苦行僧！

等等。

当然，也曾有过抱怨老天不公的时候。65周年校庆的那几天，作曲系安排了美籍华人作曲家董龙灿的讲座。他讲了他个人的创作情况以及美国音乐发展动向。其间讲到他的经历：毕业于上海音院钢琴系，其后又考入作曲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交响乐团，去美国前已有二百多部作品发表。想想他30岁左右已经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而我当下也30岁了，这才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而且还是单科选修，仔细想来，这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在想，我如果出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该有多好，如果出生在音乐世家又该有多好？可是，这辈子是无法指望了，只有通过百倍的努力，也许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当然，我也毫不气馁！春兰秋桂，各擅胜场，这是人们常说的话。相信，假以时日，我也会有自己的精彩的。”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是这样开导自己的。

尽管如此，信念始终未曾动摇，我常在日记中鼓励自己。10月16日那天的日记中我就曾写下这样两段文字——

天生我材必有用！尽管前途渺茫，命途多舛，但我对事业的追求是绝对不会停下脚步的。也许，经过一番拼搏，峰回路转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即便没有，但将来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曾经追求过！

我是不走运的！这一点，我早就感觉到了！这儿进修生虽多，但像我这种情况的似乎没有第二个。目前，我就像是长征中的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狂轰滥炸，地上崎岖难行。不过，无论情况如何，在付出许多代价之后，终会突围出去的，我相信。

（七）

（拍摄于1992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

是的，尽管烦恼如影随形，困惑如蛆附骨，但跋涉的脚步是不能停下来的，否则，我的梦想，我的追求肯定都会化作泡影的。所以，我只能在行动上加快脚步。那四个月，我不仅学习了各种基础知识，多次聆听讲座，多次观看演出，而且，也有些“顿悟”。

9月27日的日记中，我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的主要安排是写歌，因为明天就有作曲课，但仍觉吃力，直到晚上临睡时才写了半首。不知为何，一点灵感也没有，也许是时间长了没写的缘故吧。我感觉，自从我进了音乐学院之后，写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快捷了。从前，晚上临睡时翻看歌词，灵感来了，半个小时甚至十多分钟就可以完成一首。当然，我也知道，以前走的是野路子，现在要规范，就必须要考虑到和声、复调中的一些规定，就像写格律诗，既要考虑起承转合，又要考虑平仄押韵一样，不能自由发挥。现在，终于明白了许多东西：现实中好多作者甚至是歌手他们从来就没有系统地学过这些理论知识，也不懂作曲，只是跟着感觉走，却偏偏写出了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如果从作曲法的角度去分析，也会发现这些作品都百分之百地符合规则，甚至，还有了创新、突破，属于超常发挥，可是，这些人却难以为继，很难写出第二首这样的作品来，这就是说这首作品其实如俗话所说的那样：蒙对了。相反，音乐学院有许多教授、专家，什么都懂，什么都精通，却偏偏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即便写出来，也是味同嚼蜡，饱受诟病，其实这就是感觉不对。说穿了，音乐是一种感觉的艺术，音乐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感觉的过程。感觉对了，至少前提是正确的；感觉错了，一切都是错误的。另外，有人压根儿就没有走进去，有人是走进去了，却始终没有走出来。真正的作曲家应该是那些走进去又走出来的人，这些人才有可能成为大师。

而且，我对自己的学习与创作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10月12日的日记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有个毛病，就是往往把目标制定得过高，而达不到目的时便陷入迷惘。尽管目前我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到这儿之后，我也发现我的音乐基础确实很差，以前的创作基本上是凭直感。我想，要有个质的飞跃的话，那就是勤奋，除此之外，最关键的是时间。假如能学三年的话，我想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创作，我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的。基础差，这是个不利因素，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文学基础好。我从文学特别是哲学的角度出发来学习并创作音乐，肯定比别人省力而且高出一筹。再说创作这东西，技巧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相信我有这方面的才华。当我把最基础的东西掌握之后，我想我是可以创作交响乐之类的高深的东西的。我现在的情况只能是运动中求平衡，就像一个正在学骑自行车的人一样。如果等到把“四大件”都精通了再来写作品，那恐怕一点灵感也没有了。事实上，许多人都是边学边做的，正像一位美国作曲家所说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掌握全部的文法就禁止他写信！所以，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顾忌那么多的禁区。当然，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写东西，而是注重各门功课的学习，并在不太紧张的情况下写一些作品。作为我来说，争取有作品发表仍是一个目标，否则，如果去联系工作或者干别的什么就没有说服力。

另外，我感觉我对于音乐创作的认知无形中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12月20日晚上，在翻阅了《二十世纪西方音乐概述》之后，我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音乐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我一向的观点是，真正的音乐家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家。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一直紧跟在西方音乐的屁股后面，所以，很难产生像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那样，享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巨人！而这正是缺乏思想的缘故。

是的，当下中国的年轻作曲家，特别是前些年出国留学的作曲家都热衷于无调性音乐创作，孰不知，无调性音乐的开创者及十二音体系的创始人阿诺尔德.勋伯格本身就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如《华沙幸存者》，这些作品充斥着绝望、恐惧、紧张、痛苦的病态心理和极端情绪，这与他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以及给现实社会造成的巨大摧残的思考有很大关系。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绝不能照猫画虎、人云亦云。当然，我目前的程度连调性音乐都没有完全搞明白，谈不上也不敢奢望去搞无调性音乐的创作，但是，我不能不做这样的思考。

不仅如此，那段时间，我的音乐创作不但没有停下来，甚至发起了总攻。这年12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今天，将三十首歌曲以及歌词寄了出去，除东北外，其余各省的刊物多一半都寄了。这是我这几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投稿。如此创作，如此投稿，在上海音院作曲系学习的人们中，我想我是唯一的一个。目前，还有《威风锣鼓》和《三月》未修改完毕。我准备近日整理出来也寄出去。

不知为什么，近两个月前《新民晚报》征文，主旨是通俗歌曲大家谈。我写了《通俗音乐，应走进高等艺术院校的课堂》，我觉得很有见地，可却一直没有消息。

当然，后来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实不是音乐理论和创作上的“顿悟”，也不是创作水平的提高，而是一场讲座，一场关于电脑音乐的讲座。

在首次聆听著名作曲家王西麟首场学术报告的当天上午，我还聆听了作曲系组织的另一场学术报告。11月28日那天的日记中，我有如下记载——

早上是作曲系举办的迷笛讲座，真是开了眼界。音乐输入电脑，就可以听到实际的音响效果，这无异是音乐史上的一场革命。科学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

尽管文字不多，但当时的电脑音乐讲座及作品展示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是啊！这不是每个从事音乐创作的人都期盼的吗？自己的作品不用乐队演奏，只要把音符输入电脑，就可以听到音响效果，多省事！此后，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还琢磨了好几年，甚至惦念着要成立自己的电脑音乐工作室，直到七年之后的1999年9月，我终于在北京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电脑音乐方面的报纸——《电脑音乐报》。此报纸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报纸创刊一周年之际，词界泰斗乔羽乔老爷还挥毫题词：“电脑音乐前途无量”。《电脑音乐报》的成功，不仅对国内电脑音乐早期的发展起到了科普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还带动了中国民办音乐报刊的兴盛。创刊10周年之际，国内的民办音乐报刊如雨后春笋，已经发展到60多家，成功碾压各地公办报刊，而《电脑音乐报》始终是个中翘楚，独占鳌头。此后，我以报纸作为平台，将作品发表、歌手乐手比赛、词曲创作笔会、图书和唱片出版完善地结合在一起，到2019年报纸创刊20周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极致。至此，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策划举办了大大小小60多个活动，数十场演出，跋涉的脚步从北京到上海,从香港到澳门，从东京到首尔，从曼谷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雅加达，在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足迹，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经我手编辑出版的图书就达220多部，唱片40多张。为了便于海外文化交流，我还在香港注册了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在海外拥有九个分会。尽管如此，我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停下来，那些年，我曾创作了《莫高传奇》《非常组合》《唱游神州》等几个电影文学剧本。作为重要平台的《电脑音乐报》，期间曾改名为《音乐人》，最后更名为《华人音乐家》，直到2019年才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这是后话。

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音乐学院进修的那段时间，也有喜讯陆续传来：我作曲的歌曲《归乡路》参加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全省“广播新歌”征歌，入选后作为十佳之一被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全国评选，后被著名歌唱家演唱，在甘肃台多次播出：我的歌词《你是天上哪颗星》《剪窗花，贴窗花》在北京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刊物《词刊》同期发表，取得了当时好多专业词作家也难以企及的成就；特别是《剪窗花，贴窗花》，发表后被北京的一位作曲家谱曲，两年后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当然，这是后话；我的歌词《草原晨曲》在天津的《歌词月报》发表；不久，我当时投稿的歌词《男子汉的世界在远方》在四川的《音乐世界》杂志上刊登；那个假期，回家路过兰州，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做客，还接受了采访，制作了专题节目，在“陇原音乐”栏目播出……

四个月之后，尽管学期还未结束，但迫于种种压力，我只好抱憾回到原单位上班。由于幻想着能调到一个与音乐创作有关的单位去工作，所以，当时的认知就是公职是万万不可丢弃的。离开上海音乐学院时，我盘算着第二个学期继续去进修，以便完成学业，但回去之后竟然未能如愿，因为不上班就等于放弃了公职，放弃了公职就没有固定的收入，甚至等于放弃了未来。生存都谈不上，还谈何发展呢？

接下来，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兰州军区歌舞团有意接纳我，到他们团从事专职创作，但两年奔波，终未能如愿；其后，去过新疆军区歌舞团、广州军区歌舞团、内蒙古军区文工团，都有可能，都希望很大，但都需要等待。前后四年多的光阴，就这样在等待再等待、徘徊再徘徊中默默度过。这其中的甘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是的，就如同费翔在《故乡的云》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段时间，心中的苦闷难以言表。与我所在单位一路之隔的左侧是座小山，夏秋季节，晚饭后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和同事或者一个人去登临，站在山顶上，小城的全貌一览无余。想到此小城，犹如如来佛的手掌心，任凭我本事再大，也难以逃得出去，不禁感慨万分。是的，自22岁那年到了那儿，我已经滞留好多年了，想到我的青春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此耗尽，前路漫漫，希望渺茫，不禁悲从中来。那个阶段，我写了好多与此有关的作品，如《不要问我还会滞留多久》《总有一种渴望》《心在燃烧》《旧梦》《今夜谁的梦中有你》《情有独钟》等作品，借以表达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感慨。其中的《不要问我还会滞留多久》，虽然直白，但却更真实。第一段的内容是这样的——

不要问我还会滞留多久，

其实我心里也充满忧愁。

山中的风景也许让人留恋，

但我的心早随那白云去远游。

韶华易逝，青春难再，

你可知道我的泪在心中流。

年少有志，老大无成，

你可知道我有苦衷难出口。

尽管如此，但我词曲创作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不仅作品在省内外到处发表，而且当地电视台还给我制作了专题节目，在电视台连播一周，标题就是《他的未来不是梦》。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我的词曲创作已经真正走向成熟了。最后，我认定我的歌只要找到好的歌手演唱，肯定是能出名的。于是，我决定放弃公职，到北京发展。

1997年9月初，我终于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我是9月9日那天抵达北京的。期间，路过呼和浩特，还逗留了两天。9月7日那天上午，我去拜谒昭君墓。那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从火车站乘坐1路车，到终点后再换乘14路车，再到终点站，就是昭君墓。昭君墓，蒙古语称“特木儿乌儿虎”，坐落在呼和浩特市南郊九公里大黑河南岸。

进了大门，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大土丘，上面有一个六角的亭子，有台阶左右而上。下面是墓碑、亭子，还有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并马而立的雕塑、牌坊门等。

我在墓碑前双手合什为礼，并在心中默祝：昭君呀，昭君，你为古代美女，我乃当今才子，你以其美不赂画师；我以其才潦倒半世。你终以其美而名垂千古，我也终当会以其才而名震遐迩。但愿你在天上或者地下的灵魂保佑，使我此去京华大展身手，早有建树！

从此，我便开始了在首都北京的生活。转眼，这已经快28年了……但无论如何，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对我来讲终归意义重大！

2025年6月14日—7月9日

注：《旅沪日记——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的那些日子》根据何建华日记整理。全文共约10万字。尚未出版。此为引子部分。

【作者简介】

何建华：音乐活动策划人。原北京《乐器》杂志编辑、记者，文旅部中国音乐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现任亚洲国际音乐联盟主席，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秘书长。

多年从事音乐及文学创作。音乐作品发表于国内主流刊物。1990年曾在甘肃举办过两场个人作品音乐会。作品曾在北京音乐厅、上海音乐厅、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兰州大学体育馆演出。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莫高传奇》《非常组合》和《唱游神州》等。

长期致力于大型音乐活动策划。曾成功策划并举办北京国际青少年音乐节、亚洲国际音乐节（香港∕曼谷∕首尔∕澳门∕新加坡）、亚洲国际艺术节（香港∕吉隆坡∕雅加达∕新加坡∕东京∕澳门∕曼谷）、“莲花杯”澳门国际艺术节和“赛琳娜杯”亚太国际艺术节，2018∕2019新加坡国际华人春晚和2025曼谷国际华人春晚、“走进印尼——放歌南洋”和“走进日本——放歌东洋”大型国际文艺晚会、“今晶和鸣——女子水晶乐坊（新加坡）音乐会”等大型活动和演出。策划并实施了著名作曲家吴颂今等华人音乐家和华语乐坛优秀歌手在北京、澳门、雅加达、新加坡、东京、曼谷等地的十五场个人音乐会。

长期致力于报刊、图书及唱片编辑工作。编辑报刊长达20年，编辑出版图书220余部，唱片40多张。

致力于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这一全球跨国界华人音乐社团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目前已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澳门、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西兰和中国澳门等地创建分会。

曾主持开发了新一代简谱打印软件——谱霸，并亲自撰写使用教程。该软件以简单易学、制版精美等因素在众多简谱打印软件中独领风骚，并广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