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陶池访蒙裔

作者：拜啸霖

去蒲城尧山陶池，是听说陶池有成吉思汗的后裔。

陶池是渭北的千年古邑，古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蒲城县志》记载，明清“北贤相乡陶池里”，是县北急递铺第一站，急递可达渭北十县，这些县明清均属同州府，府治在我的老家大荔县。

陶池村有老城堡遗址，坐落于今蒲城县城北的黄土台塬上，南面靠近渭清公路，站在高处向西远眺可见洛河河岸，从卫星地图看是个不规则的矩形。

在老城堡中遇到两个晒暖暖的老者，我攀谈询问：“老先生好，这里暖和得很，咱陶池村的城堡是什么年代的？”

一老者接过我递上的纸烟，一边甜滋滋地吞吸，一边慢悠悠地说：“堡寨最早形成于明代（也有的说年代更早），规模不大，城墙也不高，早都颓塌了，清代同治年间‘回乱’，为防御‘回回兵’，当地财东和村民在明代堡寨遗址上修建、加高了堡寨。”

“老城堡里还有啥老的东西？”我接着问。

另一老者叹息了一声说：“民国时期，老城曾是杨虎城部队的联防据点，解放后城墙里住了五六十户人家，（上世纪）初城墙还是完好的，后来大部分颓塌了，但城堡东门一直保存着，那是村子的灵神，尤其是城东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年年都有人供奉、祭祀。现在看到的城门楼子，是村里出去的校佰平捐资修复的，但墙砖大部分是老砖，也补了一部分仿新砖，城门洞子的两扇铁门，是清朝时的老物件，做工细发（精致）得很。”

复有老者迫不及待地插话：“东城门外，额颅顶上的砖雕匾额文字是“南陶池里”，里面背对的砖刻匾额文字是‘避寇处，同治八年（1869）仲秋’，‘寇’是对‘同治回变’时‘回回兵’的称呼，‘回回兵’当年在渭北杀了不少的汉人。‘回回兵’来了，村里人就都躲进城堡里关闭城门；‘回回兵’到了城墙外，打不进来。”

“周边还有没有类似的古城堡寨？陶池的老城怎么留下来的？”

爱“吃烟”（方言，吸烟之意）的老者接着又说：“我小时候听村里的老年人说，当年渭北的大部分村子，为了防御‘回回兵’的祸乱，都修筑了城堡，后来大部分都塌了或毁了。‘大跃进’那些年，很多村里人挖了城墙的夯土当‘垆土’，拉到庄稼地里当肥料使了。陶池村的古城堡能存下来，一是有人居住，二是村里人把东门城楼和城门外的古树当神敬哩，每年都有庙会，谁挖老城墙的土，村里人都会阻止和咒骂……”

复修的老城东门楼外，左右两棵古树看起来有些年头，还未长出新叶的树身都不约而同地歪向门洞中间，树身挂满了红色的布条，渭北人将其称作“红”，是关中人祭祀或祈福常见的。

城门洞外左右，各有一块新立的石碑。左侧是《功德碑》，碑文主要内容，是载记捐资者校佰平“看到村里千年古城楼损坏严重”“二○一六年至二○一七年清明出资对老城楼进行保护性修复”“回报家乡父老”的“故土情怀”。右侧是《陶池古村简介》，由碑文可知，陶池村古时以烧制陶器闻名，故而得名南陶池；此地有后周陶三春与郑恩，以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诸多传说，桥段与秦腔《三打陶三春》《斩黄袍》雷同，似在暗示村名与陶三春有关。碑文还介绍了老城及城墙的概况，以及城门口两千年树龄的老槐树。引起我特别兴趣的，还是碑文中“古城由校姓先祖在明末清初为避战乱而修，校姓为成吉思汗后裔（已考证），元亡时为避追杀战乱而改姓埋名于此”，文字不仅昭示修此古城者为“校姓”，而且宣示了“校姓”为蒙古后裔，是元末明初“改姓埋名”到的这里。

东城门楼并不宏伟，是两层的砖木硬山顶建筑，阔三间，深两椽，二层有瞭望的功能。房脊檩木上有“同治八年岁次己巳重修”墨书，“同治八年”即1869年，已处于“回乱”的后期，是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总领平定“回乱”时期，验证了村中老者所言。目测门洞有两人高，估计3米多，宽也近3米，城门为铁质包木门，厚实、坚硬、沉重，据说单扇门重近八百公斤，铁门正面有“清同治八年十一月，仍旧修旧铁裹，铁匠赵氏”字迹。

走进城楼，有残存的夯土城墙，目测最高处近6米，地基宽近5米，顶部2米左右。从残墙的土质可以看出典型的三合土色差，夯筑痕迹依稀可辨，数处有清代青砖修补痕迹。堡内有对称分布的传统院落民居痕迹，巷道可见青石板铺设的残存，排水道是明清暗渠特色，有三口古井，其中一口的井口石栏有清代嘉庆年间的题记，文字模糊难辨。城墙的乾位（西北）有残存的烽火台遗址，台基正方形，步量边长约7米，残存的台高约4米，顶部可见放狼烟的烟道痕迹。

攀谈时村中老者说：“老城墙都是就地取材，用黄土打夯垒起来的，长和宽都是240步（一步约0.6米），不到三人高，四个角上有瞭望的城垛子，城墙上头可以走牛车，城墙四周有两人深、四人宽的护城河，说是护城河，实际是干壕沟，因为里面没有水，是黄土高塬特有的旱护城河。”

城墙以内，大都是已搬迁的颓废院落，没有搬迁的也凋敝不堪，看起来没有人居住。靠近城墙西门北侧有两家院落依然有人居住，最西的一家房屋阔气，显然是新建的，青砖高墙，门楼高耸，颇有些气势，询问得知是房地产老板校家国新建的宅子，财力与豪气外露。

西门楼要比东门楼简陋的多，但也是两层，二层有箭楼。门楼西向匾额文字模糊不清，东向匾额文字为“安详恭敬”。

（二）

在陶池村里走访时，大多人对于校姓是成吉思汗后裔之事讳莫如深，或不愿谈及，或说是近年河南一个什么人说的，或说根本不是这回事……总之对于蒙古人后裔之事持保留态度。但对于秦腔《三打陶三春》《斩黄袍》的戏剧情节，陶池村的人耳熟能详，而且大多人认为，陶池村与陶三春家族有关。

《三打陶三春》的故事情节，大意是五代时赵匡胤发迹前，与结义兄弟郑恩流落到渭北高塬陶池一带，夏天饥渴难耐，郑恩到西瓜地偷瓜，被看瓜女陶三春打服，在赵匡胤的撮合下，郑恩与陶三春订了终身。后赵匡胤、郑恩被后周皇帝柴荣封为王，钦差奉命到陶池村迎接陶三春，留下一段佳话。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郑恩以开国勋臣居于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陶三春家族因女儿陶三春和女婿郑恩而贵，也随迁京都，此后村中再无陶姓之人，但陶池村名延续至今。这是陶池人更熟悉、更愿接受的村名来历和渊源。而相传古代此地有黄土高塬极为稀罕的仙泉水池，村民以池水和黄土烧制陶器为业而得名南陶池的说法，多来自于通文墨的读书人。

《斩黄袍》的故事情节，是结义兄弟柴荣死后，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 “孤儿寡母”皇位，黄袍加身后封郑恩为北平王，河北韩龙进献妹子韩素梅为妃，受封后趾高气扬游街，遭郑恩怒打，韩龙逃入皇宫向“妹夫”赵匡胤告状。赵匡胤宠幸妃子韩素梅，沉迷酒色，酒醉怒杀功臣、犯颜直谏的结义兄弟郑恩（郑子明），郑妻陶三春引兵围皇宫，赵匡胤无奈“以郑妻斩黄袍”谢罪。

《三打陶三春》《斩黄袍》虽基于历史框架，但人物郑恩、陶三春和故事情节均为虚构。《宋史》记载，“陈桥兵变”中的重要力量“义社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等9人，没有戏曲中的郑恩（郑子明）。但《宋史》中记载了一个和戏曲中郑恩性格、功勋、命运极为相似的人物——张琼，“琼，大名馆陶（今河北邯郸馆陶县一带）人，生于五代末年，天赋异禀，力大无穷，善骑射。”

张琼年少入周世宗柴荣麾下，与赵匡胤交情颇深，显德四年（957），后周与南唐“寿春之战”前赵匡胤率数骑侦察敌情，至城池遭守城弓箭手狂射，张琼为救赵匡胤身负数箭，虽捡回一条命，仍有一根箭簇入骨太深，医者无法拔出，张琼猛喝几口酒，自己用力拔了出来，传为佳话，《宋史•张琼传》载：“簇著脾骨，坚不可拔，琼索杯酒满饮，破骨出之，血流数升，神色自如。”此等坚韧与气概，堪比三国关羽，自此张琼成为赵匡胤贴身侍卫，颇有曹操护卫“虎痴”许褚的风范。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赐封张琼为内外马步军都军头、领爱州（疑为误记，“爱州，南朝梁分交州置。从隋起，治所在今越南清化。五代后属交趾）刺史，任禁军首领，统领拱卫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禁军，赵匡胤赞曰：“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最为关键的是张琼勇猛善战，但没有心机，深得赵匡胤信任，“杯酒释兵权”时也没有受到影响。

后来张琼遭手下“巫媪”石汉卿陷害，诬其“擅乘官马，豢养豪士，意欲谋反。”《宋史•张琼传》载：“又诬毁太宗为殿前都虞侯时事”，即张琼诬陷他的前任、赵匡胤的亲弟弟赵光义的坏话，总之是张琼被赵匡胤赐死。后来赵匡胤发现错杀了张琼，后悔不已，而史传的“烛影斧声”（赵光义杀了哥哥赵匡胤）更是验证了张琼的预见与忠诚。北宋僧人文莹所著《玉壶清话》（又名《玉壶野史》），对殿前都虞侯（张琼）向赵匡胤的进言记载为：“晋王（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天日资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意即你弟弟赵匡义有不臣之心。综合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信息，可以判断张琼之死，除了遭奸人诬陷外，是其犯了“掺乎皇帝家事”的大忌。

聊到高兴处，村中老者哼起了秦腔《斩黄袍》中赵匡胤的唱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享誉渭北的名家朱俊义（蒲城县秦腔剧团团长）先生的红生唱腔，韵味典雅而古朴、高亢苍凉：

“王不敢哭来不敢嚎，骂一声韩龙贼奸姣。好贼呀，你做的事儿该吃刀。进宫来王对你怎样表？国贼呀，我三弟生来他的火性高。你不该挡了他的道，直打得你抱头鼠窜哭嚎啕，我三弟闯进宫来和王闹，要把你兄妹二人赶出朝，也怪寡人吃醉了，王有错，不该稀里糊涂的弄律条，屈斩我三弟你不保，反讨监斩官举钢刀，借王醉把你的私仇报，害死了我三弟归阴曹，自古常言讲得好，害人命理应还一条。高怀德杀你好比眼前报，这才是横行霸道无有好下梢……”赵匡胤把醉杀郑恩的“锅”，全甩给了他的小舅子韩龙。

戏曲深入人心，其影响力在乡野远非正史所能及，乡野村夫对于传说与戏曲的虚构相信程度更甚。由此可见广为流传的，并非是事物的真实和本源。

（三）

陶池村的人，现在多居住于古城堡的北面，沟东也有新的住户。

村中老者说：“校姓不仅陶池有，渭南新寺、孝义、临渭区校霍村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陶池庄东村有200多校姓，早期以姓毛的为主，原来村名叫毛家林；田村有400多校姓；中村的校姓、张姓各一半，校姓有100多；尧南村西坡校姓有200多人，周边大约近3000校姓。”

“有没有明清或者民国时期的家谱？”我问老者。

老者想了好长时间，满含自信心地说：“平路庙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校姓族谱》，谱中记载陕西的校姓是从河南什么地方逃难来的，年代大概是明朝嘉靖年间。”

“听没听说你们的姓氏‘校’，是怎么来的？”

“这个不好说，有的说我们校姓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同族孛儿只斤氏改的汉姓，元末明初先在河南隐身逃命，后来又遭遇天灾、饥荒还是战乱，逃到了关中渭河以北；也有的说我们校姓在中国第三个朝代周朝就有了，校姓的祖先在朝廷是管监察的官，相当于今天中央纪检委的书记，校姓是周公王校之后，属于以官职名为姓。”

“对你们校姓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后裔，你们认还是不认？”我明确地问。

“有的人认，有的不认，认为是胡说。”

“为什么不认，陶池老城东门口的石碑上，明明写着‘校姓为成吉思汗后裔，已考证’字样么？”

“那个听说是前几年从河南中牟来了一个搞校姓研究的，说我们是从他们那里迁来的，具体我也说不清。听说村里的校保应和校新定两个人在编《校氏族谱》，他们两个知道的多，应该能说清你问事情。我们文化低，说不清，校保应在陶池小学当过老师，校新定上过中专，看的书比我们，知道的多。”

按照村中老者的指引，我先找到校保应先生的家，不巧其外出办事，没有见面。随后我步行到老城北边的巷子，找到老者所说的“榨油坊”，找到校新定先生，校先生正忙着给一个来料榨油的客户压榨核桃油，一丝不苟地给榨油机上添加原料，顾不上和我搭话。

趁校新定先生忙碌的间隙，我向他说明了我找他的缘由——村里老者说他正编写《校氏族谱》，希望能和他交流、探讨有关问题。校先生淡然地说：“压油的人在外面等着，这会儿顾不上。”在大门外和压油的客户东拉西扯谝闲传近一个小时后，借细压、沉淀、过滤的短暂时间，我向校新定先生请教了关于陶池校姓的源脉和族属问题。不知是校先生对我这个贸然来访的不速之客有什么心理顾忌，还是对姓氏源脉和族属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几乎是顾左右而言他。无奈之下询问校先生原来的工作单位，得知其曾在华阴市卫生防疫站工作，我说了有朋友、老师、同学在华因工作后，才获得校先生的认可，谈话进入轻松、自然、愉悦的状态，他粗略地介绍了村子的分布、村民情况、校姓人数以及周边村庄校姓情况，与我之前所了解的大致相近，但对于校姓为蒙古族的说法，校先生似乎有所保留，既不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只是说还缺乏有力的证明材料，也说前些年有河南中牟县的校姓来村里调研、交流过，具体的情况也没有谈。

交谈中唯一珍贵的线索，是校先生说校建军家里收藏了了一块石碑，是明代的，于是我希望校先生忙完手里活计后能带我去看看石碑，校先生很勉强地说：“等我给人家把油压完再说，还不知道（藏碑者）家里有没有人。”

等待约半小时，校先生忙完手里活，手机联系好后，驱车至沟东的新村。受益于校新定先生的面子，女主人很热情地将我们迎进院子，边走边和校先生聊天，说他丈夫去了深圳打工，打电话专门交代了。

校先生所说的石碑，实际是一截儿二十厘米左右的四棱石柱，长约六七十厘米，是个断面残件，碑面斑驳，三面空白，一面有字，文字为“崇祯四年孟春吉日造，雷进平、校继史、校继登”。仅从碑的形状，看不出是什么样的碑，不是墓碑的形制，有点像在华山西岳庙看到的四面立柱型的碑。石碑虽然文字很少，但传递了一个信息，校姓人明代崇祯四年（1631）就居住于此地，可验证平路庙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校姓族谱》记载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从河南迁徙于陶池”的可信度。

（四）

我给校新定先生说：“三四年前，我在河南洛阳西工区上寨村国王木华黎祭祀地，得到河南蒙古族姓氏研究会赠送的《成吉思汗后裔校姓源流》，是任崇岳先生主编的，书中记载了陶池村校姓的信息。”

校先生诧异地说：“你也有那本书？我这儿也有他们赠送给村里的。”

《成吉思汗后裔校姓源流》载，2012年10月河南中牟校姓组织了校姓族源认定会，以杜荣坤（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李治安（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元史学会会长）、白翠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音湖（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任崇岳（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为专家组，认定校姓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世系为：成吉思汗→术赤（长子）→拔都（次子）→撒里达（长子）……（断代，信息不详）→改校姓，主要的认定依据，是中牟发现的清代乾隆年间校秀书墓碑残缺碑文中的有两个信息：

一是“□元时□□藩服”“赸在草莽，册牒沦亡”，认为“藩服”是离王最远的封国，蒙古唯有术赤汗国是离汗廷最远的宗藩汗国；认为“赸在草莽”意即躲在偏僻的乡野，“册牒沦亡”意即丢失了证明自己身份的官方文书凭证或家族世系文书，即从贵族沦落于民间。

二是“食邑山西洪洞县”，与《元史》记载“窝阔台汗丙申（1236）分封时平阳路（今山西临汾）为拔都食邑封地”吻合，平阳路辖六县，直领临汾、襄陵、洪洞、浮山、汾西、岳阳六县，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平阳该晋宁路。按蒙古兀鲁思惯例，诸王可将食邑封地分为若干份，分给自己的妻妾、子女，拔都有四子，分别为撒里达、托托罕、安狄万、乌剌黑赤，膏腴之地洪洞县最有可能分给长子撒里达。《史集》《鲁布鲁克行记》《海屯行记》记载，宪宗五年（1255）前后，撒里达携家眷、畜产赴哈剌和林朝觐蒙哥汗，次年其父拔都去世，蒙古汗命其袭钦察汗国汗位，返回汗国途中去世，拔都弟别儿哥继汗位。据此判断撒里达后裔，有可能留居食邑封地平阳路。

关于校秀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牟县志》有其传曰：“校秀书，字抡庵，大学生。博涉经史，不求仕进。性慷慨，好施予……村无二姓，周恤备至，族党咸称之。卒年七十有五，子三：义、琳、琬，皆有声庠序。”

以上信息，只能得出校秀书祖先为落魄的蒙古后裔，蒙元时期山西洪洞有拔都的食邑封地，但并不能得出是撒里达的后裔，因为撒里达去世后，其后裔去向有三种可能，一是留居蒙古兀鲁斯国都哈喇和林，二是返回钦察汗国，三是部分居于承袭的食邑封地，故而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断。

之所以如此说，是除了平阳封地，拔都封地还有别的记载。《元史•地理志》记载：“（沙州路）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此地位于今甘肃敦煌一带，有学者认为“八都”为“拔都”蒙古语异译，“沙州路”也是拔都封地；另《元史•诸王表》记载：“宁肃王，脱脱，至大元年（1308）封”“肃王，宽撤，天历二年（1329）封”，一种认为是宁肃王脱脱是术赤之子，肃王宽撤是脱脱之子，一种认为宁肃王脱脱是拔都之子，肃王宽撤是脱脱之子，还有一种认为宁肃王脱脱是察合台家族后王出伯的长子，肃王宽撤是脱脱之子，因为出伯之子阿黑不花、亦怜真均任宁肃王，且元代瓜州、肃州、沙洲。即使第三种观点的可能更大，但也不排除术赤后裔留居此地的可能，但敦煌一带并无校姓的存在。

至于什么时候改的校姓，任崇岳先生的《校姓来源与迁徙》认为是明朝初年，也只是一种判断，因为明代自洪武初年至永乐年间，大规模有记载的移民有18次，还有一些小规模、无记载的移民，主要路线为山西→河南/河北/山东（70%）、浙江→凤阳/苏北、江西→湖广、云南军屯，之所以很多移民后裔以“洪洞”为祖籍，概因当年移民须在洪洞“办理凭照川资、领取路费、耕牛及免税政策（三年免赋）”，说白了洪洞是办理移民手续的地方。

对于“撒里达”后裔为何改为“校”姓，《成吉思汗后裔校姓源流》依据汉籍中的“效，学宫名，夏曰校。校者，教也，乡学为校”“《左传》载‘郑人游于乡校’”“《前汉•平帝纪》载‘郡国曰学，候国曰校’”等记载，认为“该支系（中牟）蒙古人中明初有在府学或县学执教或读书者”，依据是碑文中“至□□科校郡庠邑庠”，但从谁，从什么年代开始改姓“校”，依然是个待解之谜。从明代初（1368-1371）至清代乾隆（1736-1796）校秀书，中间隔了近四百年，隔了多少代也是个谜，“断代”是解开校姓绕不开的问题。

另外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成吉思汗后裔校姓源流》中提到的“校”“効”“较”“郊”同源问题，书中解释的理由有五条：

一是明代移民条例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得同迁一处”，因此“撒里达”的后裔不得不迁往不同地方，有的改姓“校”，有的改姓“较”，有的改姓“効”，但如果是按照明代移民条例规定，既然改了不同的姓（“校”“効”“较”），那么就可以迁往同一地方，或者说既然迁往不同地方，就可以改同一个姓。

二是中牟县校姓妇孺皆知的“木交王”传说，“木交王”是元末的镇京总兵，奉皇帝之命去边疆平叛，得胜后拒不回朝任职，皇帝大怒，派兵擒拿，“木交王”无奈，为了逃命只得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逃亡山东、河北、河南，山东的改姓“较”，河北的改姓“効”，河南的改姓“校”，而且“臆想”“类比”认为此“木交王”即为术赤，且不说此传说的可信度，最起码“臆想”“类比”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

三是清代校秀书墓碑文中的“校、较互见后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是两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一个姓校，一个姓较，互相询问之下，方知同源，此记载尚有可信度。

四是河南舞阳县保和乡魏庄村、孟寨镇效集村传说，认为“校”“効”“较”同源，分别是“木交王”“力交王”“车交王”的后裔，显然这是拆字派的思维。

五是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奥登所著《蒙古族通史》记载，位于今嘉峪关以西一百里的赤斤部“哥哥把势”（蒙古语音译，人名）为吐蕃佛僧，其孙“奄章”“苦术”（蒙古语音译，人名）谋杀了元朝宗室“耳交王”，认为“耳交王”是“郊”姓源头，后笔误为“効”，想当然的成份更多。

《成吉思汗后裔校姓源流》一书中关于蒲城陶池村与河南中牟校姓的渊源，只是罗列了校正先生的信件、《渭南县志》记载的校姓人物、校迎潮的推理性文章，并无有效的关联证据。任崇岳先生在“百度贴吧”留言：“我研究校家历时近二十年，出版过《成吉思汗后裔校姓源流》《成吉思汗后裔校氏通志》，完成了《成吉思汗后裔校氏拾遗》初稿，去过陶池村，时间很短，想了解点陶池校家历史，希望有热心这项事业的年轻人提供更多信息”，显然任先生在陶池村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与信息。

陶池校姓源头与族属的秘密，或许就藏河南中牟校姓“断代”的世系里，但我坚信，在他们灵魂与血脉中，蒙古族的信念与情怀不容置疑，只是历史的尘沙遮盖了某些原本的东西。

文章初稿完成后，请校新定先生把关，问起他对陶池校姓与蒙古后裔的看法，他说：“我们村人从来没听说过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只是近几年河南来人才这么说的，村口石碑是个初中生编的，不懂不为怪。”此行至为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村中老者所说校新定先生编的《校氏族谱》，校先生以还在编写中、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不愿意拿出来，我也尊重他的态度。

无论是徜徉于陶池古城堡内，还是仰望修缮如旧的古堡城楼，都使人思绪万千，赋《临江仙•陶池访古》以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