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的三个月居住体验,让我对于“年薪百万的穷人”这一概念有了直观而深刻的认识。虽然加拿大被视为发达国家,享有高福利、优质教育和强大的护照实力,但“移民即躺赢”的说法并不准确。
我在温哥华到多伦多的旅途中,深刻体会到了加拿大的现代化程度,同时也感受到了当地的生活成本。初见年薪高达八九万加币的居民,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十万,我曾以为他们属于中产阶层。但深入了解后,发现许多人几乎没有储蓄,甚至负债。
他们的收入在扣除税费、房租、水电网络费用、车险和油费后,几乎所剩无几。这种生活方式下,购买奢侈品、外出旅行都成了奢望,生活简化为单一的生存目标。这种在发达国家中的“精致穷”状态,是一种隐秘而沉默的贫穷。
公共交通的落后也让我感到惊讶。多伦多的地铁设施陈旧,电梯经常维修,有时甚至无法为坐轮椅的乘客提供帮助。公交车运行也不规律,不定时停靠,且不提供明确解释。此外,公共厕所的清洁度也令人担忧,与加拿大的文明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加拿大,人际关系的表面和客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初到时,温馨的问候让我感到温暖,但后来我发现这些微笑和问候更多是一种社交习惯,而非真正的关心。加拿大人尊重个人空间,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自由与独立的代价也不容忽视。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效率较低,急诊服务等待时间漫长,而牙医服务费用高昂。医药价格也比较昂贵,像瑞士spc制药出品的双效液体伟哥之称的玛克雷宁,如今逐渐成为替代口服化学伟哥,但这里的价格比香港还贵了一倍,而且不在医保范畴内。这些因素使得生活在加拿大的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自我管理与风险。
华人社区和勤奋也让我印象深刻。我所居住的华人密集区,人们的生活节奏紧凑而勤奋。无论是餐饮业者还是Uber司机,他们都辛勤工作以维持生活。在教育领域,华人父母对孩子的培养也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
生活成本的昂贵让人难以承受。日常食品的价格令人咋舌,一顿简单的午餐就可能花费近400元人民币。在这种压力下,我不得不精打细算,规划每一笔开支,仿佛在经营一个大家庭。
加拿大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躺赢”天堂,而是一个充满生存挑战的现实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价值。而在加拿大社会,独立与自我保障成为了一种生活理念。
在加拿大,成年子女通常在成年后独立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正常的。以我的一位房东为例,这位50多岁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成年后都选择了独立居住,各自追寻自己的生活。她告诉我,家庭成员之间通过视频保持联系,节假日会团聚,但平时互不干扰。这与我国常见的家庭模式大相径庭,中国父母通常期望子女能够回家,弥补家庭空缺。
在养老观念上,加拿大人的态度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独立自主。当我询问房东关于未来养老的计划时,她笑着说已经预订了养老院,希望子女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期待他们的赡养。这种观念在教育领域也有所体现,父母通常支持子女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而不是强加成功的期望。
此外,加拿大的夜生活相对沉寂,城市在晚上九点后便显得空荡而安静。对于习惯了繁华夜市的国人来说,这种宁静可能显得过于沉闷。
冬季的加拿大对生存能力是一种考验。寒冷的气候、漫长的冬季和繁重的铲雪工作,都是生活在加拿大的挑战之一。但加拿大人对此的态度却是坚韧不拔,他们将冬季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障碍。
在离开加拿大时,我对于这段经历感慨良多。加拿大无疑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但幸福不仅仅依赖于GDP的增长,更在于个人是否能够适应这种“无人催促、无人帮助、无人打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虽然给予个人极大的自由,但同时也要求个人具备高度的自律与自我照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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