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述工作室
“许述工作室”今日继续营业，带上我们的文旅显微镜，主打一个“专业吃瓜”——不过我们啃的是硬核文化瓜！这次锁定宜宾三江口的顶流地标白塔，深扒这座400多岁的古建元老级选手的风云往事——
宜宾白塔（“许述工作室”摄）
01官场“现形记”
白塔雄踞宜宾三江口要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城市地标，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气势恢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建筑，竟是大明王朝地方官拍皇帝“马屁”拍出来的。
三江口的白塔（“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3月24日）
说起白塔的修建，堪称一场热闹的“官场双人舞”——台前是时任叙州知府（明代宜宾的行政称谓）这位地方父母官，幕后则是端坐紫禁城的隆庆皇帝。
影视剧中的隆庆皇帝
这位隆庆帝名叫朱载坖（jì），不得不说，这位皇帝的名字确实自带“生僻字buff”，这个“坖”字就难倒了不少现代人。他在位仅短短六年，期间也未干出大事。更“惨”的是，前有精通权谋之术的老爹嘉靖帝，后有开创“万历中兴”的儿子万历帝，这位夹在两位明星皇帝中间的隆庆帝，就显得存在感极低了。
然而，正是这位没啥存在感的隆庆皇帝，却间接为宜宾贡献了这座存在感极强的地标建筑白塔。他即位后，立即着手扭转其父嘉靖帝崇道抑佛的政策。先是叫停耗费巨大的道教斋醮仪式，其中的政治信号已然明确；继而以雷霆手段整顿太常寺（相当于现代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部级单位”），一次性罢黜48名道教官员。这场宗教界的“大地震”，在地方官员眼中无异于一份清晰的政治风向标。
时任叙州知府（明代宜宾最高行政长官）的官员敏锐捕捉到这一信号，迅速启动白塔与东山寺的修建工程。这座始建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的佛塔，与其说是宗教建筑，不如说是明代官场政治嗅觉的实体化呈现。有趣的是，当年这位知府为迎合上意而建的“政治工程”，历经446年风雨洗礼，反而褪去功利色彩，真正融入了城市血脉，成为见证三江汇流的永恒地标。
东山寺大门（“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3月24日）
“许述工作室”顺藤摸瓜，得以确认白塔兴建时期宜宾（时称叙州）的地方主政官员为余良翰（宜宾文化局：《宜宾地区文物志》，1992年，第109页）。关于其官职称谓，有人说是叙州知府，也有人说是叙州太守。根据明代地方行政制度，“太守”实为古称，正式官制应为“叙州知府”。大明王朝自开国以来，均沿用明太祖朱元璋以粮食产量作为地方行政等级划分标准：年产20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从三品），20万石以下为中府（正四品），10万石以下为下府（从四品）。（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91页）。这一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明初“以农立国”的治国理念。遗憾的是，现存史料中未见当年叙州具体粮食产量的记载。但结合明代叙州地处西南、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推断，其恐怕并非上府。
在明代地方官员的晋升体系中，叙州知府余良翰的处境颇具典型性。相较于江南富庶州府的同行能够依托漕运经济创造政绩，这位西南边陲的地方主政者显然缺乏经济层面的竞争优势。于是，余知府只好另辟蹊径，在文化宗教领域发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兴建白塔与东山寺，企图为自己博个官场好前程。那么，余良翰拍了这个“马屁”之后有没有升迁呢？地方志中未见其升迁记载，《明史·循吏传》等重要文献中也查无此人。余知府这个“马屁”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可谓是“无效内卷”，但其当年苦心经营的“形象工程”，历经四个半世纪风雨浸润，却完成了从政治道具到文化遗产的华丽转身。
02“佛系”建筑不佛系
看到塔，人们往往联想到佛，塔内存放的无非是僧人舍利和佛经之类的佛教圣物。然而，作为明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塔在形制上虽保留着佛教塔式建筑的基本元素，但其建造理念与功能定位却渗透着浓厚的儒家思想，体现了明代士大夫阶层“外佛内儒”价值取向的文化地标。换句话说，宜宾白塔不是单纯的“佛系”建筑，而是佛儒双修。
在中国建筑文化发展史上，隋唐时期堪称佛塔本土化的重要转折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土之初，“塔”这一建筑形式被音译为“浮屠”，直到隋唐才有了“塔”的译法并沿用至今。从这一点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概率是隋唐以前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佛塔的功能慢慢超越宗教范畴，逐渐演变为承载科举文化的重要载体——各地盛行通过修建文风塔（后被讹传为文峰塔）、文昌塔等建筑来维系科举文运，形成独特的“以塔兴文”传统。
白塔的建筑功能也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复合性。作为蜀南重镇的文教象征，该塔不仅供奉着佛家经典，更特设“三苏”文库，珍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诗文著作。这种将佛教建筑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既反映了巴蜀地区对本土文化名人的推崇，也体现了地方官员“借佛兴儒”的施政智慧——通过具象化的文化地标，激励学子效法三苏，在科举仕途中创造佳绩。
03白塔的“委屈”
白塔的文物保护碑（“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3月24日）
在白塔基座处矗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宜宾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山白塔 一九九八年一月公布 二○○○年十二月立”。然而，这块见证历史的石碑本身已成为需要被更新的“文物”——早在碑刚立起来两年后（2002年底），东山白塔的地位就提高了一个档次，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省级”了，这碑也该更新了。
04白塔“变形记”
大老远望去，白塔宛如一支静默的山林烛火。但走到跟前，仰首凝视那直指苍穹的塔尖时，35.8米的高度（约相当于现代12层建筑）所带来的视觉压迫感便扑面而来。2025年4月初，“许述工作室”再次实地考察，确认了这座密檐式砖塔共分九层——这一数字恰好印证了中国佛塔建筑的典型特征：虽然印度原始佛塔多采用偶数层级，但传入中土经过本土化演变后普遍遵循“阳数为尊”的传统，以奇数层为规制。
“许述工作室”于2025年4月初拍摄的白塔第9层及塔尖
《周易》提出的“阳卦奇，阴卦偶”这一核心命题，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中数字与阴阳哲学的对应关系。在这一体系中，奇数象征“阳”，代表着光明、生机与祥瑞；偶数则对应“阴”，暗喻晦暗、终结与不吉。这种阴阳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制，尤其在佛塔建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白塔不仅以九层之数契合“阳数至极”的吉祥寓意，其南向开门的布局更是遵循了“向阳而立”的建筑规制。
然而，据清嘉庆《宜宾县志》记载，白塔为八层结构。这一说法在“许述工作室”找到的1908年历史照片中得到了佐证：照片清晰显示塔身为八层密檐式结构，其上为塔帽和顶。可现在我们看到的白塔是九层，这是怎么回事呢？
1908年的白塔（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荪摄）
建筑物在野外风吹日晒，还要承受地震和雷击等自然灾害的考验，加之长期无人驻守，“身体”有些部位难免出状况。据记载，近50年来，该塔至少经历了三次标志性修复：一次民间修缮（1979年），两次官方修复（1984年，2015年）。其中，1979年因塔顶遭雷击损毁，民间自发组织修复，并在顶部增建了一个观景平台。1984年那次修复细节缺乏记载，但从2004年白塔一张照片看，还保留着1979年增建的观景平台。2015年系统性大修之后呈现两大转变：一是拆除非原构的观景平台，二是重新核定塔体层数，从视觉上的11层（8层白塔身+3层黑平台）回归建筑学定义的9层结构。此次修建后，有人说塔“变矮”了。
白塔现状（“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4月初）
无论2015年的大修是否是真实复原，确实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根据清代地方志的记载和现存老照片，白塔确为八层结构，为什么与中国传统佛塔的营造惯例不相符呢？读者朋友如果有了解内情者，还请在评论区赐教解惑。
05古塔不敌新宠
登高望远自古以来就是人们钟爱的活动，它不仅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征服欲望，更承载着攀登人生巅峰的深刻寓意。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登高更被赋予了特殊的精神内涵——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渴望“更上一层楼”以金榜题名，仕途中的官员则期盼“登高望远”以步步高升。清代诗人杨端曾登上白塔并作诗一首：“竹杖芒鞋兴颇赊，郊原到处听清笳。欲登白塔穷秋忘，且泛扁舟荡日斜。山外白云深似水，江头红树胜于花。归来未觉经行倦，更向河亭问酒家。”这首《登宜宾白塔》生动展现了清代文人登高览胜的雅趣。
如今的白塔入口被一把大锁牢牢把守，游人已无缘登临。不过在这个无人机普及的时代，人们轻而易举就能获得远超白塔高度的“上帝视角”，传统登高似乎已成多余。这直接导致了白塔山如今的冷清境遇；而对面合江门一带的“长江明珠”、冠英街、夹镜楼游人如织，更衬得白塔像个落寞的“背景板”。正如诗云：“东山空有寺，白塔人罕至。对面夜明珠，新宠正当时。”
但白塔自有一份看淡了眼前荣辱得失的从容——比不过冠英街这些新晋网红又如何？它自有其生存智慧：别急着开香槟，等我熬到决赛圈。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塔仿佛在说：“老夫当年风光之时，你们这些后生还没影呢。再过五百年，我依然在此，你们可未必还在。”这份淡定，正是岁月沉淀出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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