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位于东堂子胡同6号的伍连德故居经过修缮，面向大众开放，这座历经110多年风雨洗礼的小楼，成为新的热门人文打卡地。
走进东堂子胡同，抬眼便能望见一座红砖小楼，它依偎在古槐下，凸显别具一格的气质。故居主体建筑是砖混结构的三层红砖小楼，巧妙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特色，它的“孟萨屋顶”和屋顶上的“老虎窗”错落有致，体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小楼南面，曾经建有一座精美的花园，是清末留法建筑师华南圭所设计。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的先驱，被称为“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祖籍广东台山，1907年来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从此与中国现代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东北鼠疫暴发，这场疫情迅速蔓延，危及全国。在危急关头，伍连德临危受命，深入疫区，运用现代医学与社会组织手段，迅速发现了这场危及全国的肺鼠疫，并成功将其扑灭。他开创性地采取了封城、断绝交通、隔离治疗、人人戴口罩等有效措施，仅用了67天就扑灭了疫情，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以主动行为及时扑灭的重大疫情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被医学界誉为“鼠疫斗士”，并被国际卫生组织所推崇。
除了抗击鼠疫的卓越贡献外，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和第一、二任会长。他主持创办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在内的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校，为中国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更是推动了中国医学研究的进步，将中国医史推向了世界。
这座故居承载着许多历史记忆，更是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发展的重要象征。三层小楼内，修旧如旧地还原了伍连德夫妇及三个儿子居住时的状况，分区域展陈着伍连德在1910年至1911年抗击鼠疫的照片、刊载于《中华医学杂志》的相关学术论文及所获勋章等珍贵资料。
故居内还保存着伍连德使用过的公筷和餐桌，以纪念他发明的旋转餐台和“公筷制”。伍连德在自传里说：“我将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了古老的中国，我衷心地希望她永远幸福繁荣！”伍连德在中国的唯一家属代表黄建堃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伍连德故居能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观看史料，了解历史，他感到特别欣慰。
黄建堃说，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和伍连德商议，想在北京建一所结核病疗养院。伍连德认为，北京最需要的是一所在城区为老百姓服务的现代化医院。周学熙对此深以为然。此后不久，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买下一块地，请德国人设计建造了一座宅院，自此在北京安家。
在黄建堃看来，东堂子胡同的北京伍连德故居非常有纪念意义。伍连德在这里居住了20余年，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当年的伍连德，只要在北京就会骑上自行车，从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出发，经过故宫、景山、北海，来到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工地，晚上再骑车原路返回。中央医院建成后，赢得一片盛赞，尤其是像电梯、暖气、X光机这样的超前配置，当时老百姓大多还没有见过。
此外，这座小楼还见证过伍连德与许多社会名士的交往，伍连德居住在东堂子期间，洛克菲勒签约筹建协和医院后，伍连德在这里开家宴，夫人黄淑琼主持接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行人，高朋满座，宾主尽欢。1937年，伍连德决定叶落归根，举家自上海返回故乡南洋。
黄建堃印象很深，上世纪80年代，他陪伍连德的长孙女伍美瑞寻访东堂子胡同故居，当时里面住了20多户人家。物是人非，伍美瑞还记得当年八九岁跟随爷爷动身返乡时，还帮着“拿报纸包东西”。她回忆说，爷爷当年买了一亩半地，“半亩建小楼，一亩造花园，院子里有一面石头屏风，上面雕刻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楼后是花园、草地，还有雕塑。我记得房间里的墙上挂着郎世宁的画。”文/本报记者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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