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凯丰儿子参观南方局旧址，当众质问馆长：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像

2009年春天，重庆红岩博物馆的展墙前，一位老人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摸着照片墙，何明接过馆长递来的资料，盯着一张发黄的合影，小声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照片角落里有个模糊的人影，连名字都没写，七十四岁的老人声音发抖，当年他可是南方局常委啊。

三个月后，博物馆新立的铜像前站满了人，半米高的凯丰头像下，参观者才晓得，这个1906年生在江西的穷孩子，拿笔改过历史，十三岁写过《收回青岛主权议》，十九岁起用“凯丰”当笔名，取自《诗经》里“丰年多黍”那句，早年字里行间就透着劲儿。

但命运总爱跟执着的人过不去，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凯丰作为博古的同窗，站出来挑毛泽东战术的毛病，这一下他成了大家嘴里的反面角色，可长征路上，他背伤员爬雪山，过草地时把马让给战士，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会上说，凯丰这人，错了能改，就有救。

1938年重庆南方局成立，周恩来提议让凯丰管宣传，自己当副手，他主编的《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封锁下一直出刊，亲手写了上百篇社论，董必武说，没有凯丰，报纸就撑不下去，1945年七大他没选上中央委员，调去东北办报纸，肺病缠身还跑前线写战地报道，罗荣桓说他是最勇敢的编辑。

1952年他病逝，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会说话，这句话过了三十七年，到2009年他儿子何明问出来，博物馆连夜召集专家开会，现在展柜里放着他手写的《列宁选集》译稿，纸页发黄，字迹密密麻麻，批注还看得清清楚楚。

历史的天平有时候会歪一歪，但从来没停过，遵义会议时的错，延安整风时的停职，现在展板上就这么平平淡淡写出来了，《凯丰传》里说，他临死前把那本写满批注的《联共党史》交给了组织，也许这些字，比他说过的话更真。

从没人注意的角落走到单独摆出来的展柜，从被当反面例子变成能说明历史的东西，凯丰的故事像面镜子，照出一个人的起落，也照出历史能不能重新说，时间一久，真话总会露出来，就像他最后主编的那期《东北日报》头版写的，只要往前走，就没有过不去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