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8日，我和妻子背上行囊，踏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28小时硬座车厢里充斥着方便面的味道、婴儿的啼哭和打工者们疲惫的叹息。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等攒够钱，咱们就回家开个小店。”
窗外风景从青绿渐变为土黄，最后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抵达乌鲁木齐时已是黄昏，我们又匆匆转乘长途汽车。12小时的颠簸让我的腰隐隐作痛，妻子从包里掏出早已冷掉的鸡蛋，剥好递给我。
倪洛克县城的黎明清冷而陌生。简陋的车站里，几个皮肤黝黑的司机吆喝着：“天山矿区！最后几趟了！”我们又挤进一辆破旧的皮卡，后厢已坐了七八个同样去矿山打工的人。
当皮卡驶入天山腹地，疲惫瞬间被眼前的壮丽驱散。远处的雪峰在湛蓝天空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山谷间溪流潺潺，草地上成群的牛羊和骆驼悠然漫步。妻子抓紧我的手，眼睛亮晶晶的：“真美啊，像画一样。”
我们在一个矿工营地安顿下来。铁皮房里挤着二十张床铺，中间一个铁炉子算是唯一的取暖设备。工头是陕西老乡，拍着我的肩说：“小伙子，这儿工资高，但得能吃苦。特别是这水——”他指着门外流淌的雪水溪，“看着清亮，可冰得很，别直接喝。”
然而天山给了我第一个下马威。刺骨的寒冷穿透了从家乡带来的最厚的棉衣，而更可怕的是那“清亮”的雪水。第一次用它洗漱，那股冰凉如千万根针扎进骨髓，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
几天后，我开始发烧。起初以为是普通感冒，吃了随身带的药，仍坚持上工。天山的天说变就变，中午还阳光明媚，下午就飘起雪花。我在矿上搬运矿石，汗湿的衣服很快变得冰凉。
病情在深夜急剧恶化。高烧让我意识模糊，浑身剧痛，尤其是关节处，仿佛有冰锥在里面搅动。妻子急得直哭，在工友帮助下，用板车推着我赶往最近的卫生所。
那甚至称不上医院，只有一个年迈的医生和几样基本药品。老医生检查后摇头：“像是急性风湿热，我们这治不了，得去大医院。”他看着我妻子眼中的绝望，叹口气：“去县里吧，但路不好走，得看你们的造化了。”
辗转三日，从驴车到拖拉机，从破旧巴士到顺风车，妻子始终紧紧握着我的手。高烧中，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只记得她不断在我耳边说：“坚持住，咱们回家，咱们不干了，回家...”
当我们终于到达西安时，已是五天后。我瘦了整整一圈，关节肿胀无法行走。西安的暖阳照在脸上，妻子跪在出租车旁泪流满面：“到了，我们到医院了。”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确诊为重度寒冷性关节炎合并感染。“天山雪水温度常年在零度左右，直接接触会引起血管痉挛，导致关节组织受损。”医生严肃地说，“你们能及时下山是对的，再晚几天，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住院期间，妻子白天照顾我，晚上就在医院附近的小餐馆洗碗。某个黄昏，她推着轮椅带我到窗前，夕阳给古城墙镀上金色。她轻声说：“等你好起来，我们真的开个小店吧，不走了。”
我握着她粗糙的手，想起天山脚下她为我用雪水冷敷降温的手，想起颠簸途中她不断换湿毛巾的手，想起此刻这双温暖而坚定地握着我的手。
天山的美是绝境的、危险的，它的雪水清澈见底却刺入骨髓；而西安的温暖是朴素的、坚实的，如这座城市古老的城墙，默默守护着每一个需要庇护的人。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我和妻子站在医院门口，她忽然说：“其实天山真的很美，等以后你完全好了，我们再去一次，就只是去看看风景。”
我笑了，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去。有些地方的美，只适合留在记忆里；而真正的温暖，是那个无论你走多远、病多重，都紧紧抓住你的手，把你从刺骨雪水中带回人间暖阳的人。
天山雪水入骨，可人间有爱，就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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