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至14世纪的世界海洋贸易版图上，泉州刺桐港以“东方第一大港”的雄姿，成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文明枢纽。那个时候，无数商旅、使节、传教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留下了关于这座港口城市的多元记录。在这些域外观察者中，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足迹尤为引人注目。他于1346年6月从海上登陆泉州，见证了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盛景，迄今已有680周年。《伊本·白图泰游记》描摹的刺桐港的繁盛景象、泉州社会风貌与多元文化的交融，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为当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时代镜鉴。
世界最大港的实景画卷
伊本·白图泰所处的14世纪，是世界海洋贸易的“黄金时代”。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轨迹覆盖了当时世界海洋贸易的主要航线;而他对泉州刺桐港的记录，正是这一时代图景的核心缩影。
泉州海交馆内伫立着伊本·白图泰的塑像
“吾人海行后，首先登陆之城为刺桐城。”伊本·白图泰从印度乘船出发，于1346年6月登陆刺桐城（即今泉州）。这时，泉州在对外通商贸易方面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伊本·白图泰在游记开篇中说道：“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甚至可称世界最大的港口。我目睹大艟克百艘停泊于此，至于小船则不可胜数。”他笔下的泉州，不仅是中国的港口，更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此汇聚，货物在此中转，财富在此流通。”游记证明了泉州在当时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文兴码头遗址上屹立着一座宝箧印经塔
伊本·白图泰发现，“此城甚壮丽，织造绒及一种名称刺桐缎之缎子，较之行在汗八里所织之缎为优。”泉州制造的海船“体积庞大，船板厚实，结构坚固”，可容纳数百人，且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设备与防御设施。他特别提及船只“用铁钉固定，船底涂有沥青混合物，以防海水侵蚀”。这种造船工艺在当时欧洲尚未普及，凸显了中国造船业的技术优势。
美山码头古时亦是客航汇聚之地
贸易流程的规范化同样给伊本·白图泰留下深刻印象。他记录道，泉州港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查验货物、征收关税、颁发贸易许可证，整个流程“秩序井然，效率颇高”。外国商人抵达后，“可自由交易，亦可委托本地商行代理，官府不设苛捐杂税”。这种开放包容的贸易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定居泉州。他还注意到，港口内设有不同族群的聚居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欧洲人皆有专属街巷，各有教堂、清真寺与商铺。”多元族群的共生共荣，成为刺桐港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
伊本·白图泰的记录还展现了中世纪海洋贸易的“全球化特征”。在泉州港，他看到“中国的丝绸、瓷器与印度的香料、波斯的珠宝、欧洲的毛织品同台交易”，商品的流动打破了地域界限，形成了“全球分工”的雏形；不同族群、宗教的商人在此合作、交流，语言、文化、技术的传播超越了国界，构建了“跨文化共同体”。这种全球化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正是中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的核心特征，而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则成为记录这一时代特征的“活化石”，为研究中世纪全球商贸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宋元海洋文明熠熠生辉
泉州，早在宋代就引起世界的关注。1271年，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亲历了南宋末年的泉州，并写下《光明之城》。虽然学术界对该书有所争议，但正如笔者在《泉州学概论》中说过的，这本书对泉州来说有重要的价值。该书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认识，描述了在欧洲启蒙之前，远在中国的泉州早已出现东方的海洋文明。
泉州海交馆“刺桐—古泉州的故事”展馆内的剪影展板揭示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的发达
75年后，伊本·白图泰登陆泉州，其撰写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进一步演绎了“光明之城”。雅各是以犹太商人的民间视角聚焦日常见闻，记录生活化、个性化的泉州，对城市夜景、民间商贸互动等细节感知细腻。伊本·白图泰以印度苏丹使者身份观察泉州的官方交流与高端商贸，对船舶、贡品级物产（刺桐缎）、官方接待（获安排宅院）等的记载翔实；言语中惊叹东方帝国的繁荣。
真武庙“吞海”碑是古代泉州人征服大海雄浑气概的生动写照
《光明之城》描绘城市夜间景象与市井氛围，称泉州因街上有众多油灯和火把，将夜晚映照得格外灿烂，故而称之“光明之城”；提及这里商店数量极多，城门口有专卖市场，能买到世界各地商品。《伊本·白图泰游记》更加注重城市建筑布局，提到泉州每户都有花园和空地，居室在中央，同时强调泉州港的天然优势与船舶规模，记录港内停有百艘大船、小船无数的壮阔景象。
《光明之城》记录了泉州聚集着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等不同国度的人，且这些外国人有专属客栈和仓库，与本地人和平共处的族群混居状态。《伊本·白图泰游记》更多提及自己与当地官员、曾出使印度的亲王等人物的交集，同时提到这里有波斯、印度的使者及伊斯兰教徒和大商人，体现出泉州作为外交与商贸节点的人员往来特征。
《光明之城》更多的是展现商贸繁荣带来的市井祥和氛围。而《伊本·白图泰游记》特别强调，在旅行家眼中，泉州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宜居的地方，即便携带大量钱财也可独自长途行走，凸显当时泉州严格的治安措施。
总之，《光明之城》定格的是南宋末年的泉州，除商贸外，更侧重民间市井生态，凸显城市日常烟火气与多元社会风貌。《伊本·白图泰游记》进一步描绘了元代泉州海外贸易鼎盛期，体现官方主导下的商贸繁荣与国际枢纽地位。
泉州具有多元兼容精神
在伊本·白图泰抵达泉州的半个世纪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91年已到过泉州。马可·波罗是从北京抵达泉州的，并从泉州出海。据说是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本·白图泰是从印度、从海上抵达泉州的，半年后又从泉州出海返转印度。泉州给他们两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展现的泉州，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这种开放精神不仅是泉州的城市品格，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价值。“官府不设苛禁，商人自由往来，文化自由传播。”刺桐城主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贸易往来频繁，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清真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基督教教堂随处可见”，各宗教信徒皆能自由信仰，互不干涉。在日常生活中，他观察到泉州人“性情温和，待人友善，对外乡人尤为热情”。不同族群通婚、不同宗教共存、不同文化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市井十洲人”的社会景观，构建了独特的“跨文化生态”。这种开放精神，使泉州在中世纪世界海洋贸易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马可·波罗主要聚焦泉州的战略地位与贸易枢纽地位，把刺桐港置身于东方大国海外贸易网络中，强调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与欧洲、波斯的贸易联结；突出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输出路径，为西方展现了泉州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角色，成为欧洲认知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窗口。
伊本·白图泰更注重泉州的社会生态与文明包容细节。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旅行家，他与当时泉州大量的阿拉伯民族商人更容易接触。他细致记录了市舶司的运作、族群的聚居、宗教的共存，乃至船舶建造工艺、商铺经营模式，填补了马可·波罗对民间社会、跨文化互动认识的不足。
《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传播，打破了中世纪欧洲对东方的认知局限，直接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海上航线的探索欲望，为后续新航路开辟间接提供了地理认知基础，让泉州以“东方商贸中心”的形象得以扎根西方记忆。
《伊本·白图泰游记》主要在伊斯兰文化圈流传，提供的是泉州与阿拉伯世界的深度文明联结，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亚非维度”提供了关键依据，成为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互鉴的重要文献。
跨越古今的共同精神遗产
14世纪上半叶，中阿互动已经在泉州和摩洛哥演绎。
680年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扬帆远航，在泉州刺桐港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印记。伊本·白图泰在泉州切身感受到阿拉伯人在这里的多元文化生活，体验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盛景，记录了繁华的东方世界。这份亲历者的记录，成为中摩两国早期文明对话的珍贵见证，也埋下了绵延至今的友好种子。
1330年至1334年，中国航海家汪大渊也从泉州出发，游历了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等地区。他横渡地中海抵达摩洛哥，记录了一路上看到的风土习俗、物产和贸易情况。他见到丹吉尔柏柏尔人“俗与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圆，白发……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虽然在《岛夷志略》中没有标注到达摩洛哥的时间，但从行程往返上大体可以推算出应该在1331至1332年间。迄今也有695年左右。
作为中摩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段往事连接着彼此情感的文化纽带，印证了两国人民自古就有的友好往来传统，也诠释了“海纳百川、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伊本·白图泰的泉州之行，是古代中摩友好的缩影；新时代的中摩合作，是丝绸之路精神的延续。今天，世遗之城泉州与摩洛哥的港口城市遥相呼应，延续着贸易互通、文化互鉴的古老使命。这份跨越千年的刺桐情缘，是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前的强大动力，是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林华东（作者系泉州师院特聘教授、世界闽南文化交流研究院首席专家）
□本版图片来源：泉州晚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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