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六张崭新的国家级生态文明“金名片”在2025年岁末花落贵州，这片山川秀美的土地再次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荔波、雷山、剑河、白云、关岭、播州——六个风格迥异、路径创新的区县，共同拼出了一幅贵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的“战略拼图”。这不仅是荣誉的叠加，更标志着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转型已然成熟。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贵州全省生态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3%，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5%，较“十三五”末提高8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突破62%，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在98.0%以上，119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在98.3%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生态旅游收入突破5000亿元，带动超120万人就业。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52%，单位GDP能耗下降18%。“两山”转化通道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完成生态产品交易额超80亿元。这些数据彰显了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超越单纯的环保范畴，演变为一场驱动全域高质量发展、惠及千万民众的“生态共富”系统实践。
贵阳市观山湖（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供图）
六条路径：因地制宜的“生态转化”方法论
“我们深知，生态优势的转化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精准把脉自身资源禀赋，找到那把独特的‘金钥匙’。”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黄明杰介绍，新增的六个示范区，恰好提供了六种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题思路。
在黔南荔波，守护“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使命，催生了极具前瞻性的“司法护航”模式。当地构建的“蓝丝绒”司法保护系统，让法庭的判决书不仅惩治破坏行为，更直接指导生态修复。从发布溶洞保护令到建立珍稀植物修复基地，司法成为确保顶级生态资源在保护中永续利用的刚性保障。
毗邻的黔东南雷山县，走的是一条“文化赋能”的浪漫主义路线。这里将千年苗族侗族文化的灵魂，注入青山绿水与特色物产。西江千户苗寨创造的“景区社区一体化”发展模式，让村民成为股东和主人，共享旅游红利；一枚“银球茶”，因承载着雷公山的云雾与民族的故事，身价倍增。文化，成为点绿成金的“魔法”。
同在黔东南的剑河县，则展现了制度创新的理性力量。面对高达72.42%的森林覆盖率，剑河首创“司法+碳汇”机制，让破坏生态环境者自愿认购林业碳汇以履行责任，并将收益反哺林农。森林的呼吸，从此可测量、可交易、可致富，为“绿水青山”的定价提供了精准的市场化方案。
转向黔中腹地的贵阳白云区，一场老工业基地的“生态逆袭”震撼人心。这里以流域治理为核心，对历史欠账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系统修复。其精髓更在于构建了“治理投入－环境改善－土地增值－收益反哺”的市场化闭环，让生态修复从财政负担，转变为驱动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宝贵投资。
在关岭，人类与“地球癌症”石漠化的抗争，谱写出一曲“点石成金”的壮歌。通过分区分类、差异化治理，关岭创造了“多元治理，选优取适”的“抗癌”奇迹，将能源生产、生态修复与农业发展巧妙融合，让不毛之地迸发出绿色财富。
而以遵义播州区花茂村为缩影的实践，则回答了城乡如何共享生态红利的问题。通过“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融、社会共治”，播州构建了一个城乡融合的生态治理共同体，让城市的资本与消费下乡，乡村的生态与文化进城，实现了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
雷公山上采茶忙（雷山县供图）
一个系统：从“盆景”到“风景”的战略演进
“这六条路径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贵州此前获评的赤水、仁怀、江口等示范区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内在关联的‘贵州生态文明实践谱系’。”黄明杰说，这标志着贵州的探索，完成了从打造单个“盆景”到培育整体“风景”的战略性演进。
这个谱系覆盖了几乎所有典型地域类型，从世界遗产地到民族文化区，从重点林区到工业城市，从生态脆弱带到城乡接合部。这意味着，无论一个地方的基础条件如何，都能在贵州的实践中找到对应的参考范式，证明了“两山”理念的普适性。
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清晰的发展阶段纵深。如果说早期示范区更侧重于“守底线”和污染防治，那么新增的这批则集体进入了“谋发展”和“价值转化”的深水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找到了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产、将生态投入转化为发展资本的创新通道。保护与发展，在这里不再是选择题，而是互为因果的融合题。
其背后的驱动逻辑，也升级为“制度、市场、科技、文化”的多轮协同驱动。剑河的碳汇交易是制度与市场的结合，雷山的旅游是文化与生态的共鸣，全省推广的“大数据+生态”监管则是科技赋能治理的体现。这种复合驱动力，使得绿色发展动能更为持久和强劲。
如画乌江（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供图）
一套经验：可供复制的“生态共富”智慧
贵州的系统性探索，为相似地区提供了超越具体技术的、可资借鉴的治理智慧。
首要经验是“精准转化，各美其美”。贵州的实践没有盲目复制一个模式，而是极度尊重地域特殊性。贵州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王礼全认为：“学习贵州，关键不是照搬某个县的产业，而是学习其如何深度剖析自身‘家底’，将最独特的劣势或优势，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激活市场”。强有力的规划、法规与司法保障是“护栏”，而灵活的市场机制则是“引擎”。王礼全说：“贵州的经验表明，必须勇于在生态产权界定、价值核算、交易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让社会资本和民众力量主动涌入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形成自我造血功能。”
根本保障在于“共建共享，凝聚共识”。从西江苗寨的分红到剑河的碳汇红利，成功的核心都是建立了让老百姓切实受益的利益联结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如果不能转化为民生福祉，就难以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构建政府、企业、社区、民众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是成败的关键。
最终，这一切都需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的耐心。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价值转化周期漫长。贵州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一以贯之的“大生态”战略定力，以及将治山、治水、治气与兴业、富民统筹推进的系统思维，启示我们绿色转型是一场需要长远规划和持续投入的深刻变革。
秀美赤水河（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供图）
从实践到启示：贵州经验的意义
六张“金名片”，是贵州交给“十四五”的一份亮眼答卷，更是迈向“十五五”新征程的坚实路基。它向世界证明，在中国西部，那些曾经被视为发展障碍的群山、森林、喀斯特地貌，完全可以在科学的理念和创新的制度下，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本钱和宝贵财富。
“多彩贵州的生态共富路”，是一条将自然密码、人文基因、制度创新和市场逻辑精密耦合的系统工程。它提供的不仅是一系列成功案例，更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发展哲学：只要方向正确、方法科学、人民参与，绿水青山就一定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这条贵州探索出的道路，正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着独特的中国智慧。（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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