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天蒙蒙亮，在地球的另一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赶往农场大棚。来自中日韩、马来西亚、尼泊尔、法国等国家的上百位年轻人，有人还没睡醒，有人正互相打气。
今天是摘蓝莓的第一天。他们是采摘工“picker”。
每年，成千上万名年轻人通过打工度假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在农场、肉厂、牧场之间流动，在一年里经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世界：一端是熟悉的办公室或校园，另一端是以体力劳动计酬的流水线与果园。
近两年，“澳洲WHV”“肉厂打工”“农场日记”等词条铺满社交平台。点进帖子，最常见的不是悠闲旅行的风景，而是一篇篇记录体力劳动的日常：肉厂刀手、烈日下摘蓝莓、谷牧场扫地。
与之相伴的，是一套极具吸引力的“高薪叙事”——“我的青春146一小时”“一天赚2000块”。在这些标题中，体力劳动被包装成一种短期、高回报的选择。
这种叙事并非只停留在网络层面。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放宽打工度假签证政策，2024年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首次突破20万，达到21.3万，比2019年疫情前的14.1万增加了约7.2万人。
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在办公室的年轻人，愿意脱下长衫，走向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打工度假生活？
蓝莓农场采摘现场，与陆皓月和陈青青一同工作的年轻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受访者供图。
还能靠什么生活？
日子并没有出什么问题。
本科毕业时，米娅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在准备读研，她却说不清自己还想继续学什么，顺势进入了职场。毕业前，一位好友曾邀请她一起去澳大利亚打工度假，她没太当回事。那时，她更愿意相信另一条更“正确”的路径——“预设自己在职场会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一般，过上Office Lady的生活，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她在一家澳大利亚留学中介工作了三年。“老板挺好、同事也挺好、工资待遇也不错，工作很轻松。”这几乎是一份没有明显短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里，离职的念头开始反复出现。
“我到现在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想不开？”米娅停顿片刻，“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已经全在我的舒适区，甚至是没有一点成长。所有东西都一样，你就觉得自己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复制粘贴。”
2023年，米娅辞职。之后，她前往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又回国创业。那段时间，她给自己设下一个并不对外说的“分叉点”：创业成功，就去澳大利亚度假；如果失败，就去打工度假。
创业最终没有成功。
真正落地墨尔本时，米娅带着一张几乎空掉的信用卡。没有现金、没有订好的住处，也没有工作。她在青旅里按天续住，一天天算着账。一连串的断档让她意识到，过去的白领经验在新环境里几乎无法使用。“如果不再依赖我在国内学的那套白领技能，我还能用什么养活自己？”
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遗产与旅游研究专家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将这种状态称为一种“阈限性”——当人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角色、职业身份和评价体系，既不属于出发地，也尚未真正融入目的地。“在这种阶段，人会获得某种自由感，但同时也会失去原有结构给予的安全。”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不仅要有白领的技能，同时应该有蓝领的技能。”不是突然的顿悟。过去两年，从辞职到创业失败，米娅经历的迷茫，与许多同龄人并无不同。来到澳大利亚后，这个问题开始变得迫切而具体。
她最终把答案落在了“按摩”上。
“放眼全世界，按摩是最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之一。”米娅说，“你到一座城市，给老板按上一按，他就能判断你能不能做。不需要学历，也不要经验。”
从零开始学习按摩后，她在澳大利亚攒下了第一笔钱。按摩店包住，一天保底200澳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对刚落地澳大利亚、没站稳脚跟的人来说，这是她的“安全垫”。
在她看来，“我们的白领技能也许只在我们本国使用。换一个语言环境，换一座城市，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比如你数据分析能力再强，你能保证换个语言环境马上能找到相关工作吗？但如果你会按摩，你换到别的城市，永远都有店在招人。”
11月份，米娅短暂回国。一次做足疗时，她注意到女技师穿着高跟鞋进来。出于职业习惯，她提醒对方：“按摩是不可以穿高跟鞋的，发力点一旦错位，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米娅让其脱下鞋子，女按摩员摇头拒绝：“不行的，公司规定不可以脱高跟鞋，脱了会被罚款。”
这次经历没有改变米娅对按摩手艺的判断，但让她意识到，同一种技能，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会被赋予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规范。
如今，米娅在一家肉类包装厂做机器操作员。工厂规模不大，员工约百人，主要承担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在西澳大利亚所有门店的猪、牛、羊肉及香肠供应。
她所在的岗位，属于生产链条的前端。每天八小时，她负责操作机器，将原料肉搅拌、混合、冷却，再把成品肉推送到流水线上，交由后续员工制成汉堡肉饼、肉丸或香肠并完成包装。
这份工作被归类为轻体力劳动，但全程不能坐下。
“比如今天，我做的是汉堡中间的肉饼。其他员工用铁制拖车把约200公斤肉送到我面前。之后我用机器把肉倒进大型搅拌桶里，加入调料和水进行搅拌和冷却。达到规定温度后，我再手动把这200公斤肉推几米，配到流水线上。”
每天，米娅大概需要推12桶。工厂的节奏并不完全由她掌控。有时要等前端送肉，有时要等后端包装完成，有时还要等原料到位。真正忙碌的时间，被切割成一段一段，大部分时候是在等待。汉堡肉的机器也会轮流生产肉丸、香肠或肉碎，为了避免长时间重复同一种操作，几个品类会交替进行。
这份工作是她通过一家劳动派遣公司得到的。她先将简历投递给派遣公司，再被分配到这家肉厂——肉厂本身也是派遣公司的客户。当地招聘通常分为全职（full time）和临时工（casual），新人几乎都从临时工做起。“线上投简历效果一般，线下递交更容易被注意到，至少能说明我已经在这里，也住得近。”
“不管学历有多高，先有一门养活自己的技能，是最重要的。”
异国他乡的生活仍会突然“抽走地板”。“有一次我的钱包丢了，里面将近1000澳元。当时准备去购物犒劳自己，结果东西花了不到100澳元，第二天钱就丢了。此前赚的钱都转回了国内，几乎身无分文。”
她结识的朋友得知了这件事，给她转了300澳元。“虽然不多，但也能撑到你下次发工资。”澳大利亚多为周结薪资，那笔钱，刚好让她度过了一星期。
差几公斤
找到一份工作，并不意味着真正站稳。
很多打工度假的年轻人面对着更直接的现实——即便愿意付出体力，也未必能留下来。陆皓月和陈青青就是其中之一。
她们开着车，从悉尼一路驶向名为“蓝山”（mountain blue，公司名）的蓝莓厂。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后，她们住进集装箱式的宿舍——八人一间，关上门几乎与外界隔绝。
“只有厨房有网络，”陆皓月说，“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很绝望。”
真正的冲击，从第一天上工开始。
入职介绍刚结束，她们便被带进果园开始采摘，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半。当天，近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采摘工被分成三组。前一批采摘工告诉她们，他们的第一天从清晨五点起床，六点半开工，一直持续到傍晚五点半。班中只有两次15分钟的带薪休息，以及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吃完马上继续。
天气炎热时，蓝莓厂可能出现蛇。负责人反复提醒：看到蛇不要轻举妄动，被咬了也不要跑，要立刻通知专业人员来处理。
一开始，两人不熟练。陆皓月下意识用双手接果，却因为采摘不干净，被喊回去重摘。上午十点半，太阳开始毒辣，汗水、黏腻、头晕，像随时会中暑倒下。
“摘蓝莓是有业绩要求的。”潘青棠说，“大家基本都在抢时间，连喝水都是争分夺秒。”
因为太累，每天中午她们只吃最简单的“白人饭”——水煮食物。有人问“可以边摘边吃吗？”陆皓月回想，只觉得那更像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33度的太阳下，一小时要摘三到四桶，得攒满三桶才去交。那样的节奏里，能在一小时内喝一次水，已经算是难得的间隙。”
蓝山采用时薪制，“工资还可以”。但持续高温、皮肤瘙痒和效率要求，很快把陆皓月逼近极限。
“正值蓝莓爆果季，产量特别大，工场需要特别熟练的工人，一些不熟练的工人，会被直接淘汰。”潘青棠解释。
潘青棠此前在高校做行政，也在慈善基金会工作过。来到果园后，他也意识到，“此前的职场经历也没获得什么有用的技能。”
每周三上午，果园都会为包括潘青棠在内的采摘工准备免费的早茶。受访者供图。
劳动间隙，陆皓月写下自己的状态：“作为体力劳动者，有时连思考的能力都慢慢退化。但我知道我没有，只是思考时间在变少，那些所能触动我的事物和文字都还在，只是我没有把钥匙放上去。”
到澳大利亚三个月后，她逐渐适应这种生活节奏。“一开始会很焦虑，觉得必须赶紧定下来。但现在我已经明白打工度假者的生活就是这样。”
“当我继续在国内做着那份无聊工作，安定感带来的是我对于未来的焦虑。当我在澳大利亚漂泊、流浪时，路过一户户人家，看着门前的草坪、椅子和亮起的灯光，我会承认自己羡慕。”陆皓月说，“那种对‘家’的渴望，抑或是对我熟悉的安定生活、对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分，对‘围城’也多理解了一分。”
对她而言，打工度假的生活，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住哪里、做什么、明天去哪里，一切都在变动。
每天凌晨一点半，业绩会被公布：
第一天，32公斤；
第二天，49公斤；
第三天，35公斤——那天她来晚了，被分到果子少的地方。
果园里，有人一天能摘80公斤，一周挣1600澳元。“钱是留给有能力的人赚的”。
如果直接和公司签约，只要两周内达到日均60公斤即可继续留下；通过中介，则要求四五天内达到日均70公斤。
第四天，她几乎没有停过手。业绩出来时，是53公斤。
陆皓月没有等到第五天。
陆皓月被解雇当天收到的“蓝山”蓝莓农场罚单，罚单理由为蓝莓采摘质量不合格（过软，too soft）。 受访者供图。
集签
对李雅等打工度假者而言，留下，还需面对另一道必须被解决的现实——集签。
澳大利亚的打工度假签证有效期通常只有一年。如果想多停留，就需要通过完成“集签”来换取下一年的签证。
所谓集签，是指在澳大利亚政府划定的偏远地区，从事指定类型的工作，并累计达到规定时长。完成至少88天，可申请第二年签证。若希望再延长一年，则需在二签期间再完成179天，申请第三年签证。
可用于集签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一级产业，包括农、林、渔、牧、矿业以及建筑业。通过这一制度，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最多可延至三年。
她落地的第一份工作，是送外卖。
“我落地时就被一个华人骗了。”她回忆。
在Uber Eats的外卖系统里，新人只要绑定推荐人并在半个月内跑完40单，推荐人就可获得600澳元奖励。李雅和对方协商好分成，奖励到账后李雅拿400澳元。
但开始跑单后，对方很快将她删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雅在跑完40单前联系 Uber Eats平台 更换了推荐人，整个过程折腾了一两个月。
困难并未止步于此。李雅不会骑车，只能靠走路送外卖。
“我走了三天，每天至少8小时。”
雨也下了三天。
“小雨我不打伞，大了就打着伞走。”
由于没有经验，李雅第一天接了个远单。为了赶时间，她背着外卖包坐地铁去。电梯里，一位老奶奶问她重不重。她说不重——包里只有一个披萨。后来她因为不熟路向奶奶问路，奶奶把她一路带到目的地。李雅以为顺路，到达目的地后奶奶却转身朝反方向走了。
找不到路时，她总是拿着手机在街头东张西望。年纪大点的路人，会主动问她需不需要帮助。
第一天下午四五点，李雅已经走了十多公里。在悉尼大学附近送完一单后，她抬头看见校门，很漂亮，忽然想去看看。她在平台上点击下线，暂时不送了。里面很多打卡拍照的游客，李雅穿着显眼的外卖衣服，心里迟疑：自己会不会太奇怪？很快她发现，没有人在意。
她在草坪上躺了一会儿。雨后的草坪把裤子打湿了，她就这样睡着了。醒来后，她坐在校门对面的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发呆。“没有做什么，也许累蒙了。”天黑了，她才回家。
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穿上外卖服的那一刻，李雅并不适应。她曾担心，自己会不会得不到以前“白领的尊重”。很快发现，没有人关注她的穿着。
“下次有机会，我也要像这些游客一样，穿着漂亮衣服美美地拍几张。”
后面两天，李雅把所有单子控制在一公里以内。但走路注定让她“无一例外迟到”，甚至有一单迟到整整一个小时。
走路很累，李雅有时候需要歇一下。虽然是冬天，好在只要出太阳就不冷。多数客人会自己出来取餐，没有给她差评。还有人给过小费，“中间什么也没发生，时间是晚上八点多，我打开手机灯在找路，可能他看我有点可怜。”
迟到最长的那一单，是在一个下雨天，李雅躲了四十多分钟雨。大概迟到半小时后，客人发来短信问：“你还好吗？我看见你在一个地方停了很久。”
送到时，酱汁洒了一些出来。对方没有责怪。李雅心想：“或许是看天气有点下雨，见我走来时浑身都水淋淋的，不太忍心给我差评。”
李雅将外卖送到顾客家门口。受访者供图。
第一个月，她靠送推荐费、新人奖励和跑单收入，大概收入1500澳元。
这点钱，只够她继续留下来。
为了集签，李雅前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的科夫斯港（Coffs Habour）——一个因为“计件难赚”在背包客圈内口碑极差的城市。
“那边工作不计时，只计件。我当时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铤而走险去了，结果几乎没挣到钱。”她说。
超市里摆放整齐的小盒黑莓，在科夫斯港农场按“盒”计件。一盒约5澳元。对长期在办公室里敲键盘的李雅而言，很难跟上节奏。
“按规定，达不到最低时薪是要补齐的。但科夫斯港黑工头很多，不会补。”
这是李雅人生第一次下农场。强紫外线让她整个人晒得黝黑：“大家说澳大利亚天上破了个洞。只要在户外，不管在哪，紫外线都能照到你。冬天也很强，他们皮肤癌的比例很高。”
李雅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两只眼睛。在国内做办公室工作时，长期久坐已经让李雅的腰部状况逐渐变差。到了果园摘黑莓，工作改为整天站立，腰部依旧承受着持续的疼痛。
三个月后，李雅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3000澳元的车，立刻离开了科夫斯港。
李雅在科夫斯港的经历，折射出打工度假制度中并不均质的一面。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揭示，一些打工度假者在集签过程中，确实会遇到采用剥削性用工方式的雇主或承包商。“研究发现，在园艺种植业中，违反劳动法规、不遵守用工标准的情况相当普遍。”
后来，她去了昆士兰州（Queensland），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果园做疏桃子工作，时薪31.5澳元。桃子会结很多小果，这些小果必须去除一点。否则桃子会全部挤在一起，导致果实全部长不大。
工作很正规：八小时制，加班即付1.5倍，周六1.5倍，周天翻倍。
在李雅看来，只要干正规工作，就能攒下不少钱。“老板也会尽量要求你周内完成，不要加班。如果今天工作没做完，没关系，明天再来做。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顾虑，不想给双倍工资。”
季节性工作结束后，李雅又在一个谷牧场干了近四周。相比摘黑莓，这份工作看上去轻松，却更考验耐心。
农场主把谷子堆在一起，有时风一吹就散落四处，机器偶尔故障，也会把谷子撒满地面，她的工作就是反复清扫，把谷子重新推回堆里或垃圾堆；有时还要站在一旁，指挥卡车的停靠位置。
她逐渐感受到澳大利亚社会分工的另一种逻辑：“有人专门处理偶尔堵塞的下水管，一小时可能只动一次。有人负责盯着卡车驶过，一天也许只处理两三辆。”
在这里，国内习惯的“一人多岗”几乎不存在。“哪怕你没事干，他们也不会让你去做别的。那就是你的岗位。”
挤奶与伴奏
类似的背包客，不只出现在澳大利亚。
在新西兰的农场、牧场里，也有一批年轻人，使这场“身份重写”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曾是钢琴老师的何赛，抢到了新西兰的打工度假签证，目前在一处牧场给奶牛挤奶。与澳大利亚不同，新西兰的打工度假签证只能续签一次，最长停留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
何赛住在一套独立卫浴的单间，每周180纽币。吃饭的开销反而更高。“买肉可能花20纽币，但甜食会买50纽币。”何赛笑着说，自己一直爱吃甜食。
出国前，他做钢琴老师，也玩说唱。高中时期开始创作，临行前，他将自己制作的实体专辑送给了朋友们。
来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月，何赛没有立马找工作。休整的同时，他跟着华人教练把车学会了。等手头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始投简历。
对背包客来说，农场工作相对友好：语言要求不高，用工需求稳定。再加上新西兰以畜牧业为主，何赛觉得“至少应该尝试一次”。
他在backpackerboard 和farmsource等求职网站上，每天投三四十份简历，剩余时间则开车去附近农场，试着线下问询。
第一家小作坊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正趴在桌前写作业。
第二家开门的是两个印度工人。
第三家农场老板不在，何赛正准备离开，一辆车迎面驶来。他已经开出几里，又折返回去——车里的人果然是农场的主管。
“最后联系我的并不是这位老板，但那天我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一天没白来。”
两天后，他收到了简历回复电话。简单沟通后，何赛直接驾车一个多小时前往农场：“面对面交流成功率最高，其次是电话，能听到对方声音。”
这些农场都是家族产业，传了几代人。农场的总经理是一对夫妻。培训一周后，何赛正式上岗。
奶牛凌晨产奶。何赛每天半夜3:30 起床，打着手电筒出门。月光明亮，黑暗中能看清草原和远处山峰的轮廓。除了摩托车声音，四周很安静。3:50何赛到达挤奶厂，只有他一人，打开厂房的灯，先清洗设备。再去草场把牛赶进棚里。挤奶通常持续到早上八点半或九点，干满六个小时后吃早饭。
随后，他会骑着摩托车到草原除野草。看到一处就停下，往上撒药。他把手机音乐开到最大，一边听一边除草。一个多小时后到午饭时间。午休三小时，下午1:50开始第二轮挤奶，一直干到4:50，这一天就结束了。
新西兰牧场工作现场，何赛正在进行挤奶和除草。受访者供图。
何赛的时薪为27纽币，需要缴纳20%的税。如果收入不高，部分税款可以退回。
和脑力劳动不同，何赛体验到一种工作的“直接性”：问题出现了，当场解决，不会累积成情绪。
“你得处理一些麻烦事。有时候牛的尾巴扇在你的脸上，或者屎溅在脸上，你也会觉得很麻烦，但一会儿就解决了。不会像办公室工作累积成心理压力。”
一次，何赛在给牛挤奶时，突然感觉头上热热的，反应过来时，他已被牛屎从头浇到脚。“牛的屁股就在你的头顶。躲开是需要时间的。”
奶牛很胆小，移动时要让头牛先走，后面的才会跟上。“你在后面催，他们能听懂。”
整个奶牛场有1300多头牛，何赛一个人负责。每天上午挤800头，下午挤500头，一次四到五秒。
挤奶棚是一套高度标准化的系统。每头牛耳朵上都有编号，里面有电子芯片。平台上的红色雷达扫过，大屏幕会即时显示编号、健康状况和挤奶进度。挤完奶，编号从白色变成蓝色。
这些信息同时决定牛的去向——健康的牛被机械门引回草场，出现异常的则被分流到封闭围栏接受处理。牛的身体也会被喷上不同颜色的标记：红色表示患病、牛奶不可食用；痊愈后再用蓝色覆盖。蓝色同时标注具体部位，比如“BR”，意为back right，是牛的右后蹄出现跛足，需要往脚底下装一个塑料片来辅助走路。
挤奶在棚里，不会淋雨；除草在露天。有时遇上打雷下雨，挤奶工作就会多一些麻烦，很多细节是在不断犯错误中学会的：“起初，我不知道挤奶器掉了要立马捡起来。直到有一次管道里积累的牛屎太多，导致挤奶器停止运转。机器哪个地方有异响，也一定是我有哪个步骤没做。”
何赛的家人也曾希望他考公，学员也不理解为什么“钢琴教得那么好的人要去做农场活”。但在反复地漂泊、挣扎、选择与再选择之中，他更清楚自己能兼容怎样的生活：“你能不能让自己过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说话间，他走到屋子正中间，摆弄起上个月花700纽币买来的钢琴。
“钢琴最难的是左右手的配合。右手负责旋律，左手负责伴奏。你会下意识觉得旋律比伴奏重要，其实左手的伴奏是核心。它通过不同和弦的切换，然后来形成骨架，撑起右手的旋律。”
他弹起《菊次郎的夏天》，左手的和弦没有变化，右手却融合了四五首不同的旋律。
以为是出口的地方
打工度假者并非一群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事实上，很多人在国内拥有大众眼中还算体面的职业：有人做过钢琴老师，有人在高校行政岗位工作。有的是刚毕业的新人，也有人经历过转行或创业失败。他们大多在18-30岁之间，大专或本科三年级以上，雅思4.5分——这是签证申请基本条件。
陆皓月曾在深圳做电商运营助理，名义上六点半下班，实际常常加班到七点半、八点，回到家已是九点，工资5000元。大小周之外，周末玩耍时也会接到老板的紧急电话。毕业后进入外包岗，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到手工资却只有四千多，“在深圳活不下去”。
在他们的叙述里，“离开”往往来自长期叠加的挤压。
提升语言能力、经历不同文化、拓展视野……这些自我实现的愿景与现实困境交织在一起。
未来去哪里？有什么打算？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根据澳大利亚2021年官方统计数据，在临时签证人群中（包括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的中位周收入约为949澳元/周，约合每月3800-4000澳元。这意味着一半的打工度假者每周收入高于949澳元，一半低于该数字。
打工度假者最常选择农业、食品与饮料服务行业，其次是工厂仓库打包、酒店清洁等工作。这些行业的典型时薪税前大致在25-35澳币。
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付出和回报成正比”正是他们对澳洲薪资的肯定。“在澳洲攒一笔钱”成为眼前最清晰、也最现实的目标。
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的研究指出：“打工度假呈现出明显转向：来这里的人主要是为了找工作，许多人对旅行兴趣不大。他们通常来自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澳大利亚即使从事入门级工作，薪酬也高得多。”
在她看来，旅游和移民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这种模糊性对富裕国家而言是有益的，他们能够引入大量灵活的临时劳动力，将其调配到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和行业。”
从国内视角看，这种“模糊性”同样被不断放大。
“当既有的职业晋升通道被严重堵塞，未来不再顺理成章地、线性地呈现在年轻人面前时，去海外进行为期几个月或几年的打工生活，就成为了看起来比较可行的选择。”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拥华指出，“在这段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生涯中，他们经历着种种的身份落差和心理巨变，但正是在这种种的落差中，他们完成了对自身的重新认识，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蜕变。”
但这条路径并非对所有人开放。中国大陆每年名额有限，实行抽签制。只有在抽签中被随机选中的申请者，才有资格进入后续的签证申请流程。
“我想要逃脱原有环境，刚好澳大利亚的打工度假签证，是所有跳脱原环境里成本最低最快的方式。”米娅说，“真正能够拿到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入场券的，每年只有5000人。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从知道到做到就筛掉了90%的人。”
这条“低成本跳脱路径”正在被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据报道，在2023年-2024财年，中国的打工度假签证报名申请量超过40000人。最终实际获批概率只有约12%左右。
实际上，“有些人怀揣着这样的期待来到这里 —— 只要凭借打工度假签证迈出第一步，找到工作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但现实远非如此，这条路不仅充满艰辛，还伴随着重重不确定性。”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说，“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受访者提到，能否留下来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我从打工度假者口中听到最中肯的建议就是：务必存足积蓄，以防不时之需。”
作为没被筛掉的人，落地悉尼后，李雅首先面临的是，从未处理过的住房成本。“落地在悉尼，我基本都住青旅。”青旅价格不稳定，周末和节假日会涨得更高，当时正好遇上悉尼的一个节假日。后来她找到一个华人房东短租，“一周住宿约300澳元，吃饭节俭点，一周约100澳元。”
现实并非想象中背着包走在澳洲风景里的生活，也没有“一天赚2000块”的轻松时刻。更多时候是“赚着人民币消费澳元”的心痛。
在高昂的生活成本面前，尽快找到收入来源，成了唯一的优先级。在澳大利亚，旅游业、服务业、洗碗、打扫卫生等工作——在国内常被轻视的工作，却能让人凭“肯出苦力”获得更高薪资。
周游毕业后曾在西藏做义工，之后抽中打工度假签证，她说：“普通老师的时薪可能25-30澳币，但工地或者屠宰场最低都是30澳元，有技术的甚至能到40到50澳币。”
蓝领高薪的逻辑，在她看来，是澳大利亚社会一种保障底层生活的方式。“只要你肯下苦力，那么你就有生存的机会。”
在肉厂或农场工作的人，如米娅、陆皓月的时薪均为32澳元，加班和周末可达1.25到2倍。有了车之后，他们常同时兼职几份工作，有些甚至主动选择周末上班。
出口，似乎真的存在。但成本很快再次压了上来。
“网络宣传的半旅行半赚钱的生活方式，和现实之间差着一整个澳大利亚的距离。”
瑟瑞娜在悉尼做摩托车和汽车租赁生意，对接大量外卖骑手，也因此接触到许多打工度假者。她看到的，是一套已经明显变贵的生活系统。
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的生活成本几乎在所有家庭同步上涨。房租、电费和食品支出，成为压得最紧的三座大山。全国范围内，市场租金在十年内上涨接近一半；仅疫情之后，中位租金的涨幅就超过三成，许多中等收入者被迫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
“最低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追不上真实生活成本。”瑟瑞娜说。
这也意味着，很多打工度假者很难实现网络上想象的“边旅行边赚钱”。疫情后，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曾经被说得轻而易举的工作——摘水果、打包厂、餐厅后厨——如今竞争都很激烈。背包客之间，反而形成一种彼此挤压的“互抢岗位”的局面。
瑟瑞娜常见的一幕是：有人花几千澳元飞来澳大利亚，又用几周时间找房、找工、安顿下来，几个月过去，存款却不增反减。
“这不是个人失败。它曾经是机会，现在更像一次昂贵的体验。”
也有人算的是另一笔账。
在她的客户中，不少人目标清晰：在澳大利亚尽可能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国躺平。
“抽签机制对全国的人都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三五线小城市的人。”她解释。在那里，生活成本远低于一线城市，三四十万元就能买套房子。“在澳大利亚攒的钱，回去全款买房，再开个小店，就可能过一辈子了。”
这些人来自不同地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更多的是男性客户，在澳大利亚拼命加班送外卖，“working super hard（拼命工作），为了攒彩礼钱，回家结婚、买房。”
在瑟瑞娜看来，打工度假签证逐渐形成了产业链的状态。有人在里面找到了商机。他们把自己在澳大利亚送外卖的生活网上，吸引关注，成为网红，借此发展出新的赚钱途径——拉人来澳大利亚、协助办理签证、办银行卡、联系住宿，靠各种“附加服务”获利。
“所以现在网络上的氛围，都是被筛选过的。”瑟瑞娜说，“很多真实的成本和压力，都被弱化了。”
早在2019年，海外媒体就记录下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亚农场的另一面：为了凑齐集签所需的“88天”，他们在低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被反复消耗。这些经历，与不少人出发前对“多劳多得”的想象，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反差。
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一份研究报告将矛头指向制度本身：88天的要求通过把签证这一决定去留的关键结果，直接系于工作完成情况之上，使打工度假者在雇佣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也为剥削提供了持续发生的条件。
在刘拥华教授看来，海外的打工生涯无法被浪漫化。“因为这是一场注定没有未来的冒险。签证的严苛使得他们无法长期留下来；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没办法实现赚钱的初衷；孤独的生活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当地。为了逃离迷茫去往了他乡，但在他乡迷茫依然还是迷茫。”
当既有路径难以抵达青年对未来的预期，当“跳出去”成为少数仍可抓住的选项，跨国流动被赋予了过多期待，也在无形中压缩了人们对现实成本与困难的想象空间。
它更像是一段被置于制度与市场夹缝中的缓冲区——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出口的地方。
• （应受访者要求，米娅、陆皓月、陈青青、潘青棠、李雅、何赛、周游、瑟瑞娜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程海琴
责编 姚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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