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赌注、固执，以及一个人如何用整个人生去兑现一句醉话的故事。

现年56岁的英国退伍伞兵KarlBushby，此时此刻正徘徊在匈牙利的边境线上。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从这里到他位于英国约克郡赫尔城（Hull）的老家，距离只剩下最后短短的1500公里。这对于任何一个稍微习惯长途旅行的人来说，可能也就是两三周的车程，或者一两个月的散步。

但对Bushby来说，这1500公里是他花了整整27年时间才换来的“临门一脚”。

你很难用常理去审视这场被他称为“歌利亚远征”（GoliathExpedition）的苦旅。与其说这是一次探险，不如说是一场针对现代文明交通体系的“行为艺术对抗”。这并不是那种拥有精良后勤团队、赞助商全程跟拍的光鲜亮丽的极地挑战，它的起源仅仅是因为一顿大酒。

时间倒推回27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伞兵在酒吧里跟战友们吹牛，那个改变命运的赌约诞生在酒精的催化下：“我能从南美洲最南端走回英国，脚不沾地，不坐任何交通工具。”甚至还加上了一条近乎强迫症的补充条款：如果被迫离开路线（比如处理签证或就医），必须哪怕飞过半个地球，也要回到断点那寸土地上重新迈步。

谁能想到，那一夜的豪言壮语，酒醒后战友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唯独Bushby把自己的一生都搭进了这场漫长的苦行中。从1998年11月1日在智利蓬塔阿雷纳斯迈出第一步起，他就再也没能真正停下来。

这二十七年，不仅仅是物理距离的移动，更是一个人如何被迫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求生的荒诞剧。

对于一名纯粹的徒步者而言，自然界的险阻反而是最单纯的考验。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已经领教过美洲大陆的残酷。那是属于身体的炼狱：在智利沙漠里被烤得脱水，在巴塔哥尼亚高原被风吹得像个断线的风筝。尤其是横亘在哥伦比亚与巴拿马之间的“达连峡谷”，那片被称为“连上帝都放弃”的原始沼泽丛林，遍布着毒贩和武装游击队。他像野兽一样在那里摸爬滚打了两个月，等到爬出来时，双脚肿胀得几乎无法塞进靴子，迎接他的却是巴拿马军警把他当成间谍关押了18天。

但这仅仅是“肉体关卡”。随着他一路向北，越过白令海峡进入俄罗斯后，这场远征变成了一场与签证官和国界线的拉锯战。

白令海峡的那段经历足以载入史地探险的教科书。这并不是简单的一段水路，而是亚洲与北美最危险的结合部。2006年那个寒冬，海面上漂浮着巨大的流冰，脚下是随时可能崩裂的深渊，还有在暗处窥视的北极熊。Bushby和一个同样疯狂的法国人搭档，拖着沉重的雪橇，像两只渺小的蚂蚁在一块块撞击的巨大冰盖上跳跃。由于冰层不断漂移，直线距离90公里的海峡，他们硬生生绕了240公里的路。虽然最终踏上了俄罗斯楚科奇半岛的土地，完成了这一现代人类史上罕见的壮举，但结局同样是被俄方以“非法越境”的罪名逮捕。

正是从俄罗斯境内开始，这种长距离徒步最隐秘的敌人——“时间限制”露出了獠牙。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徒步是一条连续的线。但在Bushby后期的旅途中，这条线是被切得支离破碎的。因为英国护照在很多国家的签证只有90天停留期，尤其是那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和后来的申根区。这意味着他不能像个苦行僧一样一直走，每隔三个月，他就必须像玩电子游戏“存档”一样，哪怕走得正顺，也得被迫停止。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里，他在地图上的轨迹显得极其诡异。为了节省在这一路上昂贵的开销，同时“刷新”签证停留期，他被迫把远在天边的墨西哥当成了中转的“避难所”。这十几年里，他无数次地在签证到期前，飞回墨西哥休整、打工、等待，然后再飞回那个寒冷的俄罗斯荒原或者某个中亚国家的边境断点，继续接着走。墨西哥低廉的生活成本和宜人的气候，反而成了这个英国人在地球另一端的“第二故乡”。

即便如此，全球局势的变化还是差点彻底掐断了他的路。

2019年，当他好不容易磕磕绊绊走到伊朗边境时，命运的玩笑开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让他这种持英国护照的人成了敏感目标，伊朗拒签，紧接着是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这一卡，又是数年。

等到2024年他想重启时，原来的路已经成了死胡同：北边的俄罗斯那是想都别想，南边的伊朗依旧大门紧闭。为了不让这二十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兵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变通：他掉头回到乌兹别克斯坦，硬是多绕了1600公里的荒漠进入哈萨克斯坦，然后做了一件听起来比走路更疯狂的事——游泳横渡里海。

就在今年的8月，阿塞拜疆甚至为了这一壮举派出了两名国家游泳队员陪同。288公里的浩渺波涛，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早晚各游三个月小时，其余时间就在支援船上喘息。用了整整31天，他把自己像一条顽强的鱼一样，从亚洲“游”到了欧洲的前哨阿塞拜疆。这一刻，什么签证墙、封锁线，都被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抛在了脑后。

然而，相比于那些让他伤痕累累的沙漠、冰原和怒海，真正让他感到彻骨寒意的，却是那些“不得不失去的东西”。

在这场漫长的赌局里，作为筹码被他一点点输掉的，是整整一代人的亲情和无法挽回的爱情。29岁那年出发时，他刚离婚不久，心里只有前方。而如今，他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都要长得多。

他那位原本还在读书的儿子，如今自己都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这漫长的近三十年里，这对父子仅有的几次交集，甚至还是儿子因为好奇父亲的经历，专程跑来陪他走了一段路。但在那一路上，原本血浓于水的两人却陌生得像是萍水相逢的驴友，彼此甚至需要通过这种沉默的行走来缓解无话可说的尴尬。Bushby自己也承认，那些年里，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甚至主要来自于互联网上的碎片信息。

爱情更是这场远征中某种残忍的祭品。他在穿越哥伦比亚时遇到的那个叫Catalina的女孩，曾是他生命中最温暖的光。但生活不是电影，没有那么多为了真爱等候一生的桥段。Bushby无法为了她停下脚步，而她也无法忍受这种仿佛永无止境的等待和分别。在这场人与距离的拉锯战中，爱情最终没能跑赢里程数，只能以分手告终，变成他行囊里一段沉重的回忆。

现在，他就站在那里，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的交界，身后是两千多万个脚印，面前是最后的1500公里。因为申根区的停留限制，他又一次飞回了那个熟悉的墨西哥“存盘点”，等待下一个90天的开启。

这种即将冲线的时刻，却并没有带给他那种想象中的狂喜。相反，随着赫尔城那个熟悉的家越来越近，一种巨大的、空洞的恐惧开始笼罩他。对于一个在路上行走了27年的人来说，“终点”不仅意味着胜利，更意味着“目的”的消亡。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境地，突然之间，你活着的那个目的就会戛然而止。”Bushby坦诚得让人心疼。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回家是为了休息。但对于已经在路上过了大半辈子的Bushby来说，流浪本身可能早已经变成了他的“家”。那个万里之外有着砖墙瓦顶的故乡，反而成了一个陌生的概念。当明年9月，他真正迈完最后一步，从“行者Bushby”变回那个普通的英国退伍老兵时，那种从宏大叙事突然跌落进柴米油盐的眩晕感，或许才是他将要面临的最大的“歌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