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琪璠/文
我从南朝鲜登机，直飞日本东京。一来看看多年未见的亲朋故友，二来是做一次旧地重游，了却我朝思暮想的一桩心愿。
由于我东京去的突然，来不及通知在日本的亲友，到东京的食宿，暂由我自己安排。
行装甫卸，我便到东京东大医院看望我的义兄臧广恩。他是东北人，在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后，又考入东京教育大学，并获得日本文部省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那时候能获得这个学位的人实在不多。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回到中国，在西北军里搞文艺工作。
臧广恩秉性刚直，在西北军工作几年后，因看不惯军队内部的种种风气，常常大发牢骚，后来又被调到重庆国民党政府机关任个小官。但他秉性难移，依然对国民党内部腐败风气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因此，在重庆他也很难呆下去。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跑到台湾。等到国民党到了台湾后，他就“敬而远之”，又跑到日本在京都产业大学去当教授了。
我和臧相识是二十年代末，那时我家和他家都住在沈阳同一条街上，彼此情趣相投，常来常往，于是结为拜把兄弟。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只是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1976年春节，他不堪忍受我们多年分别的寂寞，独自跑到台北看我。我们在台北闹市区一家名叫“相思”的小餐馆相聚，俩人兴奋地谈了很久!席间，我们又商定去台中的慈善寺小住数日，好好叙一叙别情。此前，我们已二十六年没见面了。
慈善寺座落在台中市郊一片古柏苍松的环围之中。寺中的妙慧法师与我是老相识。他安排我俩住在寺中最后面的两间厢房里。我和臧广恩略把房子布置了一下：房子的正中挂上一幅释迦牟尼坐像，像前摆上一只香炉。于是就开始了仿佛像在另一个世界般的生活。每天早课诵经礼佛，每天入睡前畅叙遥远的往事……
清风里，月光下，我们俩竟不知不觉中过了二个多月。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山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受。想不到的是，臧广恩回到台北没有多久，即发现得了前列腺炎和骨癌。我这次首先去看他，实际也是等于向他做人生的诀别。
东大医院很清静，我踏着水磨石地向他的病房慢慢走近的时候，思想突然变得十分奇怪。我多么盼望人世间突然出现奇迹，让时光倒退数十年，并永远停留在那里，让我和他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知道，他活在世界上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我站在病房门口，踌躇再三，才鼓足勇气推开房门。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昔日的朋友如今憔悴的面容。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我推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发呆。瘦弱的模样全不见当年的风采。只有那双眼睛在见到我的瞬间，突然闪出光亮。他吃力地握住我的手惊讶地说：“做梦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你能平安出境到日本真不容易呀!”说罢，嘴角掠过一丝微笑，眼睛里却流出了泪水。
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连声说着安慰他的话。其实我的内心充满了感伤的心绪。如烟的往事止不住一件件涌上心头。
想起当初在沈阳读书时，一次我俩同去逛街，途中看到一个日本人正打一位中国青年。那位中国人被打倒在地上呻吟，凶神恶煞般的日本人还不肯住手，臧广恩路见不平，和我一起挺身而出，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我们心中很憋闷，深为中国人的处境而感叹。我们就走到旁边一家小酒馆去借酒浇愁。减广恩越想越气，竟至拍案而起：“总说中国是龙，可龙肉都快给小日本吃光了，还叫什么龙?!”洒馆老板不
等减广恩把心里话说完，就忙跑过来给我俩作揖：“老爷，老爷，行行好，别再说了，惹出麻烦咱们都担当不起呀!”
臧广恩呆呆地坐下了，望着窗外，热泪横流，做中国人好窝囊啊!从那时起，我们就更想做一名军人了，想眼看着中国强大起来。可如今，真是人生若梦，转瞬间白了少年头，少年壮志只落得凄凄惨惨的生离死别。此情此景，我还能说什么呢?
与臧广恩告别后，我又乘车赶往仙台市，去看望一位叫菅野弘的陆士同学。说是同学，可他并未读完学业。究其原因，是因昭和九年(1934年)“五一五”事件后，他被校方勒令退学。
“五一五”事件经过大致如下：1934年，关东军参谋石原大佐撰写的一部著作（书名记不清了）出版了，书中提出对中国要实行满蒙政策（即伪满洲国模式），但同时又反对对中国诉诸武力，主张应以和平手段达到上述目的。即使如此，这个主张对一部分军国主义思想狂热的陆士学生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陆士学生以这部书的观点为分界，形成了对中国主和派和主战派两大派别。当然，像菅野弘这样强硬的主和派是少数，可他并不退让，还串连了一部分同学拟于当年5月15日举行示威游行。不想消息泄露，校方就把菅野弘开除了。
菅野弘后来到了伪满，和我一起在长春伪满军官学校当连长。我们彼此间一直保持着朋友的情谊。菅野弘在1945年被苏军俘获，并被押往苏联。五十年代初，获释回到日本。细细算起来，我和他已分别三十年，我去仙台看望他时，他高兴得一下子把我抱起来。人世沧桑，满头华发的时候，只有见到青年时代的朋友，才能唤出残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青年时代的感情。菅野弘对我谈到在苏联五年的生活感受时说：“不花钱到国外旅游多好啊!”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其实他要说的是：“这些年，我最痛苦的是总也不能从对战争的反省中解脱出来。如果我能活一万次，我就要说一万次反对战争!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我在日本的“陆士”同学，大都表现了一种反战与怀旧交错的心情。因此，在重逢时，都是依依不舍，大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之慨。菅野弘待我的诚挚之情，实在使我感动。他每天从早到晚一直陪伴我。每顿饭专为我做了许多中国菜。临别那天早晨，菅野弘送我去车站。等车的时候，想不到又有两位“陆士”同学池田俊彦和沟口清直也从老远赶来看我。他们说，我们在仙台能见着真不容易呀!问我能否再住两天，我因考虑到在日本时间不多，还要去看望多人，只得婉言谢绝了他们的盛情。他们两个流露出怅然的情绪。由菅野弘提议，我们四位昔日同窗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哪啡厅去喝咖啡，想不到惜别前想说的话多，说出的话少，气氛却一直沉闷得很。直到惜别，我们四人在车站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瞬间，我们都是“相对无言，只有泪千行。”是啊，我这次到日本见到的所有老同学心里都明白，我们彼此是在做着今生的告别。
我从仙台到东京，还急于想看看位于东京附近的九段下市个谷，以前的陆军士官学校旧址就在那里。一位名叫伊藤常男的“陆士”同学自愿陪同我前往，他是和我同联队，在陆士同中队的同学。
陆军士官学校房舍如旧。黄色的校本部大楼已改为自卫队本部。我们说明了情况，没受到任何阻拦就走进了院子。
教室、寝室、运动场、剑道场，沿着青年时代熟悉的路径，我们并肩边走边谈，无限的怀念，无限的感伤，一齐涌上心头。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会来到这里，想不到命运之舟让我几经倾覆之险，又回到令我出驶的港湾，物是人非，只是容颜老矣。
我的到来，又引起了在东京的老同学的关注。他们相约，无论如何要为我举行一个欢迎会。因我们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四十七期毕业生，故欢迎会定为“第四十七期同学欢迎会”。会场设在东京市个谷偕行社。欢迎会是在晚上六点举行。除过世的同学外，几乎在东京的所有同学都来了。想当初少年壮志，同期的一百八十名毕业生，到而今在社会风云的卷袭之下，只有我们数十人还留在世上。
欢迎会气氛相当热烈。与会的三十几人，围坐在一个长方桌的四周，我的第一感受是，坐在我面前的老同学恍如隔世之人，想亲近却又觉得那么陌生和遥远。但这种感觉很快在欢迎的气氛中消融，我们很快彼此找到了几乎永不复回的青年时代的影像。
从交谈中我知道，这些同学战后经商的、教书的、在政府里任职的全都有，唯独在军中任职的不多。大家回忆往事，只谈求学时代，对那场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给我们两国人造成的悲剧，谁也不愿涉及。但我心里明白，正因为如此，这场战争才最难忘。祈求和平，已成为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最大心愿。选自《我从台湾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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