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我生命中激情飞扬的“精神高地”

藏北，这片被称为“羌塘”的广袤北方高地，于我而言，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是镌刻在生命里、让我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是我人生旅途中永远激情飞扬的“精神高地”。近日，翻阅《雪域情缘——辽宁援藏人在那曲》一书，那些与藏北深深交织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我的藏北情缘，始于1987年初。那一年，我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不久，主动申请从新华通讯社青海分社调入西藏分社担任摄影记者。这份选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此之前，我从青海分社的一名汽车司机，凭借努力考入北京带工资求学，历经十年追求，终于圆了记者梦。而进藏的首站，便是藏北高原。

自此，无论是在岗时在藏工作，还是退休后多次重返，这片土地的一切都让我难以忘怀。正是这片“缺氧不缺精神”的热土给予我的激励，让我在新华社成长为高级记者，还收获了中国摄影家、中国作家、西藏作家等头衔。即便退休，我仍在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任职，只为能 “常回家看看”，延续这份不老的藏北情。

这是昔日双湖办事处（现双湖县）小镇旧貌（唐召明1987年夏摄)

藏北对我的恩情，我从未敢忘。深入“无人区”采访时突发高烧卧床，是牧民藏医快马疾驰赶来救治；卡车在唐古拉山下翻车，是 “天下第一道班”109道班的工人们伸出援手，助我们脱离险境；走过的每一顶牧民帐篷里，都有着牧人们最热忱的款待…… 这些温暖的片段，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前行的力量。

藏北高原总面积约六七十万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西藏那曲市境内，曾被外国旅行者描绘成“穷山恶水”“人畜难以生存”的恐怖之地。特别是这里的西北部平均海拔达5000米，空气稀薄、气候多变、野兽出没，是令许多旅行家望而却步的“生命禁区”。但在 40多年前，这里迎来了一批勇敢的拓荒者——来自西藏那曲地区（现那曲市）申扎县的2053名牧民，他们赶着16万多头（只）牛羊踏入亘古荒原，揭开了藏北无人区的神秘面纱。

1976年1月，为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藏北高原西北部无人区的丰富资源，缓解班戈、申扎等县的草畜矛盾，经西藏自治区和那曲地区批准，先后设立双湖和文部两个县级办事处，藏北开发的伟大事业就此启航。

拓荒者在雪山草原间建起新家，放牧牛羊、繁衍后代；一批批各族干部来到这里，为迁徙的牧民群众提供着各方面的服务，从事着开发性事业。后来，文部办事处改为以太阳命名的尼玛县，双湖办事处先为特别区，最终升格为双湖县。双湖县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世界海拔最高的县级行政区。

作为新闻工作者，开垦“无人区”这块新闻处女地，记录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拓荒者的故事，成了我一次次奔向这片“生命禁区”的不竭动力。

从1987年起，我先后12次闯进藏北“无人区”，历经艰难险阻，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2001年7月6日跟随“洛书记”考察班戈县保吉乡娘日贡东溶洞的经历，尤其让我难忘。

这是开发藏北无人区拓荒者洛桑丹珍（前排蹲者）与其所率领的勘察小组成员，在无人区合影留念（唐召明提供，1973年夏摄）

我习惯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洛桑丹珍为 “洛书记”，不仅因为他是开发藏北无人区的双湖首任书记，还曾任那曲地委书记，更因为我们有着30年父兄般的友谊。这位从农奴成长为国家主人的副省级干部，命运的转折始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在旧西藏，他因父母是贵族的奴隶，从小就没有人身自由，10多岁时常饿着肚子在拉孜（现拉孜县）给贵族看孩子。1954年，“金珠玛米”（解放军）送他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预科班读书；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他提前结束学业返回西藏参与家乡建设。

这是昔日文部办事处（现尼玛县）小镇旧貌（唐召明1989年12月份摄）

20世纪70年代，时任申扎县县长的洛桑丹珍，为解决牧民温饱与草畜矛盾，三次带人深入这片“万径人踪灭”的荒原考察，考察成果有力推动政府作出开发决策——将申扎县一分为三，成立双湖、文部两个县级办事处，才有了2053名牧民首批进入无人区的壮举。

那次考察溶洞，洞口狭窄仅容一人进出。我坚持要进洞，洛书记却阻拦道：“那不行，你是汉族，扛不住，在洞口守着就行。”他把我留在洞口，自己钻进了氧气不及平原一半、洞内氧气更稀薄的溶洞。不一会，63岁的洛书记和藏医学专家格桑顿珠像“土人”般从洞里退出来，我上前拉拽时，眼眶瞬间湿润。这份对我的关怀，让我深刻感受到藏汉族之间深厚的情谊。

这是率队在藏北无人区科考中，时任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洛桑丹珍抢着去身后狭小的洞里去探洞。当爬出洞时，全身沾满了泥土（唐召明2001年7月6日摄）

藏北“无人区”牧民与干部的淳朴善良，也一次次温暖着我。1987年盛夏，我独自搭乘汽车闯进无人区，遭遇搭车难、吃饭住宿难、语言不通采访难等问题，可“无人区”人民的厚爱让我铭记至今。

1988年11月，得知那曲地区科委风能实验站的汽车要去双湖办事处嘎措乡维修风力发电机，我带上装备，乘长途客车赶到那曲镇。

彼时初冬的藏北已冰封雪锁、滴水成冰，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人，我和另外三人本需坐在装青稞的车厢里。出发前，风能实验站站长茨真带我到司机索加家商量轮换坐驾驶室，可第二天清晨，索加执意把我拉进驾驶室。凛冽寒风中，我裹紧老羊皮大衣仍觉寒冷，更别提车厢里的人了——他们脸冻得发紫，手脚不听使唤，下车“小解”都站不稳。我提出和索加患有疑似癫痫的弟弟才旺换位置，却被才旺拒绝。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在无遮无挡的车厢里待几小时，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毅力。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以及藏族人民崇高的美德。

我与时任双湖办事处主任索朗公布的“从冷到热” 故事，也让我记忆犹新。1987年盛夏，我第一次独闯“无人区”时未能见到他；1988年10月，我在拉萨找他采访，却因一位记者一年前的失实报道让他对记者产生反感，遭遇冷遇。可一个月后，我再次独自搭车闯进无人区，他却对我格外热情，还向我道歉，说看到我不辞辛苦 “扛大厢”（坐在卡车车厢里）来无人区，改变了对记者的看法。他真诚地称我是“双湖最好的朋友”，还担心我去海拔太高的嘎措乡会倒下，这份真挚的关怀，让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我从小热爱文学，怀揣当作家的梦想。1989年，在1987年、1988年两次独闯藏北“无人区”后，我与新华社恩师张万象合著出版了《神秘的藏北无人区》。这本书的出版得到那曲地委行署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资助一万元出版费用，还请时任那曲地区文化局局长阿布审读书稿。

初次涉足文学领域，记录藏北“无人区”开发建设史对我而言犹如登天，但两次闯无人区的所见所闻所感，让我内心抑制不住地渴望分享，于是在激情与恩师的鼓励下，我利用休假时间，一点点完成了这部10多万字的初稿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