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座现代公园，是怎样诞生的？

原标题《中山公园：北京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标识》

2025年刚刚告别北京中山公园正式开园110周年，这家特殊的公园迈入了第111个年头。中山公园位于天安门城楼西侧，原为皇家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中山公园是在皇家社稷坛的基础上改建而成。这是中国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

文物保护专家单霁翔先生在为《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一书所写的序中，特别强调了开放中山公园，对于古都北京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山公园以社稷坛所体现的丰厚底蕴，以及作为祭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遗存，优美的园林景观和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特别是由此体现出的政治文化价值，都使其成为特定时代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代表。

在封建帝制时代，有皇家御苑，有文人士大夫的私人花园，却没有供百姓游玩的公园。可以去游玩的，只有宫观寺庙内的园林。所以，它的开放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园林建设，乃至北京的城市建设，都具有重要的象征、启发和借鉴意义。

开放以来，中山公园里举办的各类活动，无不反映出觉醒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努力。它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构建出丰富的国民公共教育空间，探索了利用古代建筑为新的社会服务的路径。特别是作为二十世纪建筑经典之作的系列公共建筑——“来今雨轩”“唐花坞”“水榭”“格言亭”和“投壶亭”等，为广大市民感受现代公园所提供的高雅享受，创造了独特而宝贵的机会。

提到中山公园的开放，以及它所产生的深刻、广泛的影响，就必然会提到朱启钤先生。

朱启钤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史学家，实业家。他是举人出身，曾任清朝的道台、内城警察总监等职。进入民国后，任过内阁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1930年利用中英庚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一直活到1964年。

中山公园的改建，就在他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期间。他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全面负起北京市政管理，特别是北京城的改造工程。

由于几千年封建统治的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北京的服务对象，已由封建帝王及其附属，转向了社会各界，以实现辛亥革命的奋斗目标。

朱启钤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首先是前门瓮城的改建。没了帝皇，原来的御道平民也能行走，因此，不必再去走瓮城的掖门。瓮城拆去，前门箭楼作为城市标志，被做了装饰，箭窗加上白色的窗眉，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北侧扩出了宽大的看台，以供观赏。周围的护栏也非传统的汉白玉雕成，而是采用了钢筋水泥材质。在箭楼两侧，原与瓮城城墙相连，瓮城城墙拆除后，在这里砌上城砖，分别采用德国设计师设计的飞鹰浮雕作为装饰，其气势与风格与前门箭楼融为一体。

北京城市中心的改革，体现着古都迈向现代化的浪潮。北京城作为古都，无不给人以肃穆、庄正的感觉。这里保持着中国封建社会京师的旧格局，巍峨的宫殿，宽大的广场，众多的衙署、寺庙、街巷胡同……

进入民国，封建政体被共和政体所替代。这一根本变化，必然带来城市风貌、公共建筑、景观、甚至人的衣着举止的改变，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貌。

为此，国家、城市的管理者，必须对城市空间结构及服务进行开创性改变。

朱启钤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历史的责任感，承担起了这一重任，成为北京城早期现代建设的引领者、策划人兼资金募集及投资者，有眼光的设计师、善于团结的合作者的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难得人才，促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受到后人的尊重和怀念，更为北京的现代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借鉴和启迪。

朱启钤在全面负起北京市政管理的同时，尤其考虑到了京城百姓休闲空间的需要。因为他认识到，满足这些需要，是提供一方文明教养和自由兼备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天地之需。中国园林并非如同西方园林那样，是一种大众的游乐场所，更是一种精致的艺术。

朱启钤会商退位清廷，要求其退出故宫前三大殿等，作为古物陈列所，并进一步发展为博物馆，改造原有社稷坛为市民城市公园，以遗产的名义，服务大众，传承时代精神。

1913年，朱启钤代理国务总理时，开辟了北京第一个市民广场——天安门广场；第一个市民公园——中央公园，因此带动了全国的“公园开放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私家园林、寺庙宫观园林也逐步开放。昔日的皇家园林也紧紧跟上，实现了公园为大众服务的历史转变。

公园的概念，来自于近代西方，为大众娱乐消遣的场所，包括园林风光和各种娱乐、运动、文化、服务等项目，为市民提供丰富的公共空间体验。

有人说，北京动物园的开园年代早于中央公园，应为北京公园建立之始。不过，当时的北京动物园仅限于农事与动物的观赏，尚不具备公园的综合服务功能。所以，只能算是公园正式诞生前的过渡阶段，不如中央公园的条件成熟。

1913年春天，朱启钤正式带人进入社稷坛，开始丈量土地，清理杂草，修剪树木。

此前的1905年，学术界对北京城的公园建设展开过讨论，次年又有端方、戴鸿慈等人，从西方考察回国后建言，创设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文化设施。这些探索也为社稷坛改造成公园提供了参考。此间的公共文化空间仅限于寺庙，并无一所现代意义的公园。更重要的是，社稷坛转化成市民公园，有赖于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破除封建传统，参考西方的先进理念，充分认识到，公园的建设，对于一座城市的文明进步、社会风气的昌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为此，朱启钤不畏艰难，开展了多方面的宣传推进工作。他在由市政公所出版的《市政通告》上，宣传了创设公园的社会价值，于22辑开设了“公园论”专刊，介绍外国的城市公园，翻译介绍日本等国的公园理论，发表一系列的社论、通告，推动公园建设深入人心。

在1914年11月份的《市政通告》上，朱启钤先生专门就社稷坛改造成公园一事强调，人与人相聚成家，家与家相聚成市……无论士农工商，都离不开劳心劳力，每一个市、村，大小都要有一两处公园为休息的场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以体现“藏休息游”的理想，“寻那正大光明的娱乐”。

在朱启钤领导的市政公所的大规模宣传下，由建筑师们拟好了可行性建筑方案，最终选定社稷坛这块风水宝地，来建设中国的第一座公园。

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项具有首创意义的壮举，有力地推动了北京作为封建时代的古都，迈向现代城市的步伐。这是北京新官僚派心中的具有现近代化思想的公园理念的胜利！

公园的开办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在前面。由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而且，市政公所也只能给予口头的支持，难以提供有效的资金帮助。于是朱启钤先生向社会各界发起募捐，依靠社会的力量，来开创一项未曾有过的历史壮举。

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能及时地认识到这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于是，从政府高官到士绅、企业主、高级知识分子纷纷解囊，不到半年时间即筹得4万余元，使中央公园建设进入正轨。捐款最多的，包括徐世昌、张勋、朱启钤等5人，每人在千元以上。

1915年6月，中央公园董事会成立，成为董事会成员者，每年以交50元为起步，结果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由此，园内迅速兴办起多种类型、多种场次、多种规模的文化活动，成为北京城文化生活的集中举办地，时尚文化的象征。这当中的“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是圆明园罹劫以来，第一次向国人发出追思与纪念的号召。这也是近代北京举办的最早的建筑展之一，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

二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社稷坛拜殿（今中山堂)成为人们瞻仰遗容和举行祭奠活动的场所。1928年，拜殿正式改名为“中山堂”，为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央公园随之改名为中山公园。

公园这次改名，是中山公园创新与改革的体现，是孙中山先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的所在。

以建筑与园林的名义，纪念孙中山先生，正是因为中山公园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与文化的价值，可以与建筑园林彼此成就。

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社稷坛，所祭祀的土地神和谷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们生存基本保障的追求，国家安定的基础，成为国家的根本。因此，“社稷”逐渐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在古代，为了祈求国事太平，君主每年都会前来祭祀，受到高度重视。

进入民国，社稷坛的官方祭祀活动停止。但是它的象征价值依然存在，并且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和情感寄托。公园改建伊始，社稷坛的建筑规模、重点建筑、文物依然完整保留，新增设施主要是在坛的西侧、南侧展开。这就是“依坛造景”的规划原则，形成“回”字形，内外两种空间。在这一格局确定以后，历经多年的修葺、兴建，功能不断丰富，充实、完善，以体现“维护古物，旧物利用，古物移建，因古开拓”的建园方针。

公园建成伊始，就开辟了园门、道路，增建了一些亭阁、山石等景点，尤其在园内南侧，挖成池塘，内植荷花，周围栽树、建亭，园内还新建了中西结合的近代建筑，以简单的几何形状为主，坚固美观，实用功能与周围风格有机结合。这些建筑在类型上比较丰富，包括商业服务性建筑，展览陈列性建筑，文化教育类建筑，以及景观小品等。

“来今雨轩”是中山公园内商业建筑的代表。该建筑于1915年由朱启钤先生创意建立，徐世昌大总统为其题字，名称取自杜甫的《秋述》：“……旧雨来，今雨不来”，意喻新旧朋友皆来此相聚。

此建筑为灰筒瓦覆顶歇山式，红砖砌墙，廊柱支撑。内为西式装修，吊灯，木墙板，典型的民国风格。进口梅花图案的花砖铺地，典雅高贵，成为茶社与饭庄结合的宴乐、欢聚的宝地。

开张以后，来今雨轩的影响不断扩大，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当时因进入民国不久，可供公共活动的场所有限，像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和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都成为上层政界、文化界、外交界人士聚集的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来今雨轩成立。出席的有周作人，叶绍钧，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等人。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国人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京师之地的固有文化体系随之发生裂变，昔日的皇权文化为主体的北京文化，逐渐形成民间化、市井化、精英化的多层次文化交融，西方文化大量引入。

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表现，直接引发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学研

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这个思潮的表现群体的诞生，并很快推出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时代呼声的新文学作品。来今雨轩也因此而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史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地标。

展览陈设性建筑包括“唐花坞”“水榭”“四宜轩”等。唐花坞由冬季温室养花发展而来，建成于1915年，暖房培育的花又称“堂花”，成为过年期间人们欣赏鲜花、喜迎新春的重要民俗活动。1936年，唐花坞建筑重建，框架改为钢筋混凝土，外部装饰为民族风格，建筑呈雁翅形，左右对称，中心为一攒尖顶亭子造型的建筑，以利于采光和照明，中西结合，大气高雅，成为园内重要的展陈场所。

水榭位于公园南门内西侧，原为通向天安门金水河的河道。以后进行了扩建和装饰，形成廊桥、水榭等景观，周围植树种花，形成清幽的园林环境。特别是水榭，因临水而建，景色优美，为一封闭院落，曾长期作为书画展览的场所，不时还有文化名人在此租住，成为园内集景观、休息、展陈结合的重要景点。

音乐堂是闻名京城的音乐殿堂。提起它的历史，竟和一段屈辱经历有关。它初建于北平沦陷期间的1942年，当时只是一个露天的简易剧场。

据史料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了强化精神统治，开展了一些文艺活动，以此来吸引和奴化北京市民，音乐堂作为演出场所由此建成。这可能与中山公园的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又具有文化活动的经历有关。

虽然那段时间的相关史料不多，但也有一些可供参考。比如，这年夏天，由“华北广播协会”和“国剧学会”主办过一场业余京剧清唱比赛，报名者来自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人数不少。京剧名角谭小培和王瑶卿、荀慧生、尚小云、马连良等都出席并担任评委。

这些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侵略和思想控制的目的，甚至受到审查和监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文艺爱好者的需求，成为展示才艺，满足文艺爱好的机会。二者无意间的碰撞，造就了那个时期北平文化活动的特殊景观，音乐堂就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

不过，当初兴建时的草率，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宣战，日本的侵略气势受到重挫。据老辈人回忆，从那时开始，侵占北平的日军强收民间的各种金属制品，甚至爬到故宫角楼的顶上去刮上面的金饰。

由此表明，侵略者已陷入内外交困，日薄西山的趋势。所以当年的音乐堂才建得简单，仅能满足基本的需求。只有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堂才能改建成今天的辉煌壮丽。

近些年恢复或新建的蕙芳园等建筑，更为公园增添了新的内容，受到中外游客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