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保安沼

保安沼，不是因为倪匡曾在这里工作又从这里“跑路”，最终跻身“香港四大才子”而显得神秘，而是它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书，就是一个传奇！

乘车从扎赉特旗音德尔镇向泰来县江桥方向行驶，过好力保镇约5公里即进入保安沼地区。像音江公路两侧所有的村镇路牌一样，写着“保安沼”的蓝底白字路牌就低矮、伶仃地伫立在公路南侧，依仗着冬日田间的荒芜寥落才显得孤立突出，若在郁郁葱葱的夏秋季节则很难被注意到。尽管不起眼，但这已是“保安沼”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最醒目的标识了，当然这个标牌的指向仅是保安沼监狱片区。

提起保安沼地区，很多人会好奇地问：在哪？多大？是旗县级还是地市级？等等。了解一些情况的会说，“保安沼大米不错”！

保安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像这世界万物一样，你不走近它、深入了解它，永远不知道它的世界有多大、积淀有多深，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因为工作的原因，这1年多来，我渐渐走进了保安沼。

保安沼地区位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境内，地处东经123°15'-123°35'、北纬46°39'-46°52'，南北长21公里，东西宽13公里，总面积227平方公里。介于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与好力保镇之间，南与黑龙江省泰来县交界，北为嫩江支流绰尔河环抱，隔岸与黑龙江省龙江县、扎赉特旗都尔本新村相望。该地区历史上由若干监狱农场组成，是内蒙古境内较大的服刑人员集中改造地，隶属于自治区监狱管理局，习惯上称为“保安沼地区”。因此，保安沼地区既非一级行政区划，也不从属于扎赉特旗，而是一块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飞地”。

监狱“三兄弟”

开拓与改造

内蒙古扎赉特旗东南到黑龙江省泰来县至吉林省镇赉县这一线大概1000平方公里的嫩江右岸地区，历史上曾经泡塘遍地、苇蒿过顶、蚊虫肆虐、兽禽聚居、人迹罕至，被当年的创业者形容为“芦苇比房高，白浪连树梢，四处无人烟，遍地野狼嚎”。“保安沼”其地名既源于蒙古语“牤牛岗子”，同时也蕴含着守护一方安宁之义。

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对监狱数量少、罪犯拥挤、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局面，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作出了组织全国罪犯劳动改造的决定。根据中央关于将东南沿海一带的劳改犯向内蒙古等北方省、区迁移，解决罪犯坐吃闲饭问题的指示，经前期勘察、设计，1954年前后内蒙古和吉林两省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嫩江西岸的江湾地带围堤筑坝，垦荒造田，兴修水利。以内蒙古扎赉特旗保安沼地区和吉林镇赉县四方坨子地区为代表的大型劳改农场在这一时期开始兴建。高峰时期，黑吉蒙三省（区）交界地带有县团级劳改单位近20个，是名副其实的“监狱城”，至今仍是全国规模较大、分布较密集的罪犯集中改造地。

1954年1月，12名劳改干部告别阿尔山林区，押着121名犯人长途跋涉挺进江湾，拉开了建设保安沼农场的序幕。1954年12月，以改造罪犯和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国营保安沼机耕农场正式建成。起初，罪犯主要是从东南沿海转移过来的政治犯和国民党战犯，后逐渐转变为刑事犯。随着农场生产和劳改管教任务的发展变化，该地区管理体制几经变革，所属单位历经撤并转改移，逐渐形成了今天以内蒙古监狱管理局东部分局、监狱管理局第二医院和保安沼、乌塔其、乌兰3个监狱农场为主体的基本格局。70多年来，保安沼地区几代监狱人历经沧桑，勤勉尽责，“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成功改造日伪国民党时期反革命犯及各类刑事犯15万余人，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忠诚、奉献、坚守、担当”的保安沼优良传统。

小镇乌塔其

辉煌与衰落

春夏的音江公路两侧稻绿草香、沃野如画，完全是一派闲适安逸的东北“田园风”。地处松嫩平原的这段约50公里长的水稻种植带，是兴安盟水稻的种植发源地和“兴安盟大米”的核心产区。保安沼地区的24.04万亩耕地，就像楔子一样插在这块核心区的心脏地带。

乌塔其镇就坐落在音江公路的北侧，它是保安沼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监狱民警、农场职工及家属聚居于此。这里距音德尔镇47公里，距乌兰浩特市170公里，距齐齐哈尔市90公里，距平齐铁路（吉林四平至齐齐哈尔）江桥站20公里。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先辈“开疆拓土”的基础上，保安沼人充分利用人力和土地等资源优势，以水稻为支柱产业，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相继兴办了粮米加工厂、造纸厂、罐头厂、制酒厂、冷冻厂、制药厂、农机具修配厂、木材加工厂等企业，打造了内蒙古名牌产品“保安沼大米”，甚至起码从1961年起保安沼饮料厂就开始生产至今还在东北地区热销的俄罗斯饮料“格瓦斯”，在为农场职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财富。在那个社会尚不开放、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两代劳改干警（监狱民警）职工历经40年的艰苦奋斗，使这一地区由千古荒泽变成了万亩良田，从荒芜之境变成了人烟阜盛、物产富庶的“塞北江南”。当年，乌塔其人从衣食住行到福利待遇，再到教育医疗，都走在了时代前列，或许在他们的眼中，隔壁的扎赉特旗政经中心音德尔才是“乡下”，这个时期无疑也是监狱人的高光时刻。

正是借助保安沼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的东风，自1966年9月保安沼农场总场场部从保安沼迁至乌塔其起，乌塔其逐步实现了从村屯到社区、从草房土墙到砖瓦群楼、从曲折泥泞的泥沙小路到混凝土浇筑的宽阔马路的“脱胎换骨”的历史性变迁，特别是通过灾后重建（1998年嫩江、绰尔河流域遭遇两百年一遇的洪灾），乌塔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功能更加完善，小城镇建设成就斐然。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外部世界日新月异，而保安沼地区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各方面发展慢慢滞后于时代的进步，历史包袱也越来越重。尤其是最近10多年，全国监狱积极进行布局调整，绝大多数已实现从偏远地区向大中城市周边、交通沿线的战略转移。受搬迁预期的影响，后续投入乏力，人口流失严重，基础设施日趋老化，那些废弃的锈色斑驳的劳改场所旧址和一帧帧艰难创业时期的旧照片里的时光褶皱，都在无声地述说着开拓与坚守、监管与抗争的峥嵘故事。如今，尽管乌塔其街面依旧整洁，但已难掩破败寥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散发着“扑面而来”的年代感，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的保安沼，当下无疑面临着变革和重生的历史抉择。

向后转的人

监禁与自由

面对入监参观的社会人，罪犯通常会按照狱警的口令向后转或向后转并蹲下，这是监狱规范化管理的一个缩影。但在我起初入监调研时，这一动作还是令我印象深刻。一个简单的转身动作，实则是将罪犯个体融入了集体流程，削弱了个人意志，突显了监管权威。当然，遵守秩序、服从指令，无疑也含有行为矫正与再社会化的意义。而背对参观者形成的物理隔离，也强化了服刑人员的“被观察者”身份，减少“被凝视”的羞耻感，同时保护了参观者的安全和隐私，这种姿态差异巩固了“守法公民—越轨者”的社会角色边界。

生命之殇，莫过于被剥夺自由；人生之悲，莫过于看不到希望。我国劳动改造制度被刑事执行制度取代之前，服刑犯可以外出参加劳动，而现在其活动范围只限于监狱内部，具备劳动能力者绝大多数都在工厂车间里从事服装纺织类、手工加工类等劳动，因此蹲监狱常被调侃为“踩缝纫机”。而我国西周的监狱称囹圄，指“令人幽闭思衍，改恶从善”之场所。犯群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存在。对于身陷囹圄之人，如何监管，让其受到惩罚，实现“罪有应得”；如何改造，重塑其人格，实现“弃恶从善”，最后回归社会，这是监狱存在的价值所在。

站在监督者的角度，我常想知道，在狱警眼中是如何看待犯人的。一个老监狱人给了我答案，他说：“表现再好的犯人，他也是犯人；表现再差的犯人，他也是人。”这或许是监狱人对“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方针理解的最通俗表达。确实，如何通过改造让罪犯重新做人、回归社会是个大题目。罪犯也是人，正常社会生活我们很少触碰这个话题。但多数罪犯不是生来就十恶不赦的，激情犯罪、过失犯罪、精神疾患涉刑占相当比例，即使是故意犯罪，背后也有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因素。对于罪犯，监狱人尚能如此旷达，社会公众理应更加包容，特别是不应把涉罪之人“标签化”。我国是以监禁刑为主的国家，即使是刑期较短的罪犯，出狱后仍然会面临诸多歧视和困难。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与“上古五刑”中的墨刑并无二致，“凿其面以墨涅之”，就是在犯人脸上或额头上刺字并染黑，伤痕会永久留存。

实际上，为解决过度依赖监禁刑带来的“标签效应”与“交叉感染”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在行刑社会化改造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在依法适用缓刑、管制、罚金、假释等非监禁刑的同时，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等行刑模式，以替代传统的监禁刑罚，更好地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和改造的目标。当然，实践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像德国、加拿大等非监禁刑应用较早的国家，更强调对轻微犯罪者的社会融入而非惩罚隔离。而丹麦的监狱更让人开眼界，全国14座监狱中只有4座是传统的封闭式监狱。犯人宣判之后，首先考虑投入开放式监狱服刑，只有那些暴力倾向严重、刑期很长以及自愿要求到封闭式监狱服刑的犯人才会被送到封闭式监狱。开放式监狱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唯一的硬性要求是犯人晚上必须住在这里。这种没有围墙和铁栅栏的监狱，是瑞士监狱专家凯勒豪斯做监狱长期间建议设立的，距今已130多年了。

司法实践中，我们投入大量的资源专注于刑事案件侦破，劳神费力依程序推进公诉、审判，而往往忽视刑罚执行这一刑事诉讼的末端，特别是在罪犯减刑、假释等问题上，司法认知不一，社会疑虑难消，刑罚执行质效不高。2012年，权威媒体消息称，全国共有监狱681所，在押罪犯164万人，这还不包括未决犯，这么庞大的群体，需要消耗大量行政及司法资源，经济成本高昂，如果改造不好，社会负担及危害可想而知！因此，治狱之事，实为国家大事，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