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成渝双城历史文化特质及异同‖何一民 谢丽云

成渝双城历史文化特质及异同

何一民 谢丽云

【摘要】成渝双城的历史与文化不仅仅是城市的发展脉络,同时也承载着巴蜀文化底蕴,更是华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的典型象征。其中,成都因偏安而兴文教,故有“蜀文化”独领的风骚;重庆因险要而尚武,则有“巴文化”彰显的剽悍。这两类看似对立凸显的文化特质却和合兼容于西南,共同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亚文化体系——巴蜀文化。探究机制形成的原因、探索文化塑形的进路,成渝双城的自然地理、地域功能和历时性等因素,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也是时代人文所遗留的文化痕迹。不仅如此,透析“巴”与“蜀”的交流,同样可以彰显中华民族多元宽容的文化胸襟,从而有助于理解并推进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成渝双城 历史文化 共性 个性

成都地处长江上游、青藏高原东缘、云贵高原北侧,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素有“天府之国”之美誉,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早期文明。远在距今4500年至3000年左右,成都平原就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早期城市,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自成体系的古蜀文化;而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地区也产生了巴文化和多个城市。巴蜀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与华夏主流文化具有一致性,在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纵览数千年巴蜀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巴蜀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从而形成了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内涵。巴文化与蜀文化作为巴蜀文化的两大亚文化体系,既有共性,也有若干差异性,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具有崇文重教、尚游好乐的文化特质,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文化则有尚武耿直的文化特质,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与两种文化的形成机制有密切关系。文化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地域功能性因素和历时性因素等构成。本文主要就这三大要素来考察成都和重庆历史文化特质形成之异同路径。

一、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及形成机制

成都是一座具有4500多年城市文明史的文化名城,自古便为西南重镇,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城市文化独具个性和魅力。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区域中心的城市地位,为成都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成都平原孕育了瑰丽绮艳且独具特色的成都城市文化,成都城市历史文化具有四大特质:“一是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二是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三是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四是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此四大文化特质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功能和历时性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演变都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支撑。从文化发生学的视阈来看,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是文化形成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特定的自然生存条件往往决定一个独立文化体系最根本的性质,这也是各种地域特色文化形成的一个客观前提。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与生成,均有自已特定的文化生态,而这种文化生态的形成首先就受该民族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近代史学大家钱穆指出:“各地精神文化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其精神文化。”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其中,“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则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系统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地理的基础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因此,考察一个文化体系的性质和特征,就不能不首先研究这一文化体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当我们考察成都城市文化形成机制时,也应首先从成都城市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地理环境入手,进而探讨城市自然地理环境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联系。

人类早期的城市都是位于自然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北纬30°地带,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已经出现早期城市文明,苏美尔地区先后建立了多个城市国家;同期,非洲北部的尼罗河文明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恒河文明也发展起来。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成为东亚文明的孕育地。成都位于东经103“10'～103“40'、北纬30°54'～3126’,正好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具有地理上的共性,故而至少在距今4500年前成都城市文明就开始崛起。

成都在自然地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因素成为支撑成都不断发展的基础。

从宏观地理位置考察,成都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深居亚欧大陆内陆腹地。尽管成都周环群山,但它与中原、西北、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数条交通线紧密联系,成都“成为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三大交通线和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又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西部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可以说,古代中国其余任何重要城市都不具备这一地理优势,如北方大都会长安、洛阳、开封等有秦岭、淮河横亘,不能与长江、南方丝绸之路直接相连接;而南方的大都会建业、扬州、杭州、广州等也因地理原因不能与北方丝绸之路直接相连接,唯有成都成为三大交通线和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从而使成都在中国占有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地位,成为兼具南北东西多元文化于一体的大都会。大量考古实物发现表明,以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与黄河上中下游古文明联系紧密,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古文明有着深度的交往,甚至包括云贵高原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也因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古蜀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明呈现出多元文化交会交融的特点,为成都从区域城市向全国性中心城市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汉代成都成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位列五都”;而唐宋时期成都则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

从微观地理环境来看,成都坐落在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的中西部,成都平原三面环山,西北高、东南低,“在距今一亿三千多万年前,成都平原是古巴蜀湖的一部分,后来与整个四川盆地一起隆起成陆”。因“龙泉山和龙门山的抬升而相对下降,从而在接受周围河流所带来的大量冲积物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山前冲积扇,继而连成一片地势广阔、土肥植丰的大平原,而该平原又位于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低分水岭上”。成都城所在位置地势稍高于周围河道,状如鱼背,既有利于解决城市供水,又能防止水灾侵害,当两千多年前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更是具有优于其他区域的地利水利优势。《华阳国志》记载:“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早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故记曰:水早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府志》也记载:“成都有天地之生殖有人事之生殖。大蓬雪岭青城瓦屋岷环绕,周如城垣,而殖货业茂此天地之生殖也。神禹导江,川李冰穿江疏渠令蛟蜃怖,藏卒开沃野千里之利,此人事之生殖也。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之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人类智慧的结合,使成都成为继关中平原之后另一个“天府之国”。正如《成都古今集》开宗明义就说:“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在如此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成都城市文化,无疑是一种极度宁静、优雅如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条件,也为成都人形成浪漫文学思维以及悠闲舒适的生活方式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形成崇文重教、尚游好乐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俗不愁苦,尚侈好文,民重蚕事,俗好娱乐”。诸如此类的记载不绝于书。可以说,正是平畴千里、气候温润、物产丰饶、风光绚丽、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为瑰丽多彩、浪漫绮丽的成都历史文化独特气质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

(二)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形成的地域政治功能性因素

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的形成,除了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外,地域政治功能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都自远古以来就一直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至少在开明王朝时期,成都就已经确立了在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秦并巴蜀后,成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在其后漫长的时期内作为中央王朝统治西南的区域政治中心,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成为偏安王朝的都城,如东汉时期公孙述称帝,国号成家,以成都为都城;三国时期刘备建蜀汉政权,也以成都为都城:此后成都还相继成为大成国和前蜀国、后蜀国的都城。元朝建立行省制后,成都就成为四川省省会,其省域政治行政中心地位一直未曾发生变化。

美国史学家罗兹·墨菲认为:“世界上大都市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输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的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而成都作为大都市的兴起发展,与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政治力量一直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规模的大小、发展速度快慢与其城市的政治行政地位成正比,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是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成都之所以历三千余年而不衰,城址不移,城名不改成为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成都长期是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因此成都的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也与成都的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成都城市的崛起还是成都城市的衰退,都与政治行政地位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成都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地方行政中心的兴衰史。如此政治环境给成都历史文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为成都城市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政权基础,或可称为权力基础,并又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权威不断聚集着各种文化资源,使成都这个区域行政中心叠加上区域文化中心的功能。几千年来,每当成都政治兴盛之际,教育、科技、绘画、音乐等大量文化资源都在成都荟萃。汉代,成都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一批文学宗师、大师;唐代,成都更是文化发达,名人云集,以至于大诗人白居易也感叹地写道“诗家律手在成都”,并形成了“自古诗人例到蜀”的文化现象;另外唐宋时期成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绘画中心、出版印制中心,这些都与成都的区域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有着密切的关斉日月市。另一方面,成都的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长期确立,加上“天府之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优势,使西蜀士民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不拘一格、特立独行,既不离经叛道,也不强调道德说教,从司马相如到陈子昂,从李白到苏轼,从郭沫若到巴金,这些历史名人皆具有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张扬个性、独抒性灵的文化气质。这些名人的文化气质对成都历史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最终沉淀为一种地域文化精神。

(三)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形成的历时性因素

在城市文化的形成机制中,还有时间的作用,这就是城市人文传统的历史变迁。任何一个城市的文化都不是在一天当中突然产生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时间本身就是影响城市文化的重要因素。城市文化的形成演变与城市的变迁息息相关,城市历史越长,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就显得越为重要。

从秦统一巴蜀到20世纪的两千余年间,成都城市发展过程曲折复杂:波澜起伏,既有辉煌的繁荣,如汉代成都文化出现高度的繁荣,产生了若干著名的文化名人,唐代成都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达于一个高峰;也有战争劫难和破坏,甚至文化毁灭的情形,如元明清时期,成都文化屡遭战争严重破坏而处于衰退和曲折发展之中。明代,天府之地也曾产生了虞集、杨慎等闻名全国的文化名人,但成都文化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弱。明清之际,长期的战争对四川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大灾之后有大疫,战争、瘟疫、饥荒等相互叠加,导致四川人口大幅度减少,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成都文化也走向颓败。清中后期,随着四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成都文化才出现新的转机。一批有识之士为复兴蜀学、扭转学风,先后在成都府城和所属各县创办了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潜溪书院、尊经书院、绣川书院(金堂)、崇阳书院(崇州)、万春书院(温江)、九峰书院(彭州)、唐昌书院(郫县)等20余所书院,其中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分别成为清前中期和清后期四川培养人才的摇篮,西蜀大地一时人文蔚起,风气为之大变。而清末的废科举、兴学校,更是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为成都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生力量。晚清民国,成都历史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蜕变和转型。维新变法运动、立宪运动、保路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杨锐、刘光第、蒲殿俊、张澜、龙剑鸣、吴虞等人脱颖而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王右木、吴玉章、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叱咤风云,为成都文化的改革和创新增添了新时代的文化思想因子。民国时期,成都历史文化在近代风云变化进程中出现了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继产生了李劼人、巴金、郭沫若等一批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家,成都文化又达到一个时代的新高峰。抗日战争期间,四川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基地,各族人民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国内许多高校和优秀人才的入川,进一步融合了东西方新文化,圫在的一动了成都历史文化向近代转型。

由此可见,数千年来,成都虽然历经劫难和变迁,但没有就此消亡,而是凭借其坚韧不屈的城市精神和历史文化的支撑获得再生,从一次次的墉上型现濤熬中奋起振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在对历时性因素的考察中,我们已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成都城市所具有的那种顽强的再生能力,尽管屡次遭遇破坏,但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并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这一切又正好说明了成都城市历史文化传统与精神力量的强大。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作为成都城市文化特质的形成与以上三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城市的房屋建筑可以烧毁、城墙可以失去,但成都城市文化经过岁月的磨砺与沉淀,实已深入城市骨髓之中、渗透到城市居民的血液里,形成城市历史文化内在的核心理念与精神,并作为区域的集体潜意识,代代相传并不断创新发展。

二、重庆城市文化特质形成的机制

巍峨的高山,蜿蜒的河谷,承载着重庆三千多年的城市文明史,如今重庆不仅是我国第四个直辖市,也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城市之一。重庆与成都一样,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城市文化同样历经了数千年岁月磨炼,成为巴文化的代表。重庆相比成都,同样历史悠久,也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而这嘯是中文化特质的形成也是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

图源:渝中发布

(一)重庆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重庆地处青藏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缘,地貌组合差异大,以山地居多:华蓥山—巴岳山以西为丘陵地貌,华蓥山一方斗山之间为平行岭谷区,北部为大巴山山区,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属于巫山大娄山山区,此外在巴渝地域还有八面山、明月山、金佛山、观面山、黄草山、方斗山、太阳山、云顶山、仙女山、开县一字梁、阴条岭、太平山、星斗山、人头山、七姊妹山、万朝山、崩尖子、神农顶、大神农架等山脉。据统计,重庆的山地面积约为6.2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5.8%,丘陵面积近1.5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18.2%,台地和平坝只占6.0%。整个重庆所在的区域可谓重峦叠嶂、起伏不平,是一座典型的“山城”。

重庆不仅多高山,而且多河流,其行政区域内江河纵横、交织若网,自古有着舟楫之利。长江于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千米;嘉陵江自西北而来,三折入长江。长江干流重庆段,汇集了嘉陵江、渠江、涪江、乌江、大宁河等五大支流及上百条小河流,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又是一座典型的“江城”。综合起来看,重庆就是一座山水之城,江、山、城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山在城市之中,城在山之中;双江如玉带,雄关立峭壁;江随城市流,城随江水转。然而,江、山、城完美结合的自然地理环境没有为重庆带来适宜农业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完美条件。如果说水旱从人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悠然自得和丰衣足食的话,那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则是山高水深,江河纵横,山地连绵,峡高林密,崎岖难行,非常不适宜发展农业,其贫瘠的土地不能为远古的巴人提供足够的自然资源和生存条件,虽然这里也“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也生产“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但各种资源和物产都相对有限,难以支撑数量较多的人口在此生存发展。重庆地区夏季气候炎热,秋冬雾气弥漫,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在此地生存生活的人们必定充满艰辛。但是,“土地硗薄能使人勤勉持重,坚韧耐劳,勇敢善战”。恶劣的自然条件也造就了重庆人坚毅果敢、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顽强、劲勇、率直和勇敢善战的天性。如《华阳国志》所言:巴地“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憨勇,多、之民”。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也描述了巴人的文化生态:“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密旅,玩之则渝舞。”巴郡太守但望(154年在任)也曾说:“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敲,姿态敦重。”历史时期巴人的个性强悍、质朴、尚武、豪爽和好义,与多山和资源贫乏有着密的关系。既然巴人的生存环境相比蜀人要恶劣得多,他们为了求得生存繁衍,就不得不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与天地抗争。

由此看来,在重庆城市文化的生成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甚巨,巴人正是生活在争于气、重于力、尚于武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在长期的改造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崇力尚勇的文化气质。

(二)重庆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形成的地域政治功能性因素

从地域政治功能性因素来看,成都是以行政中心城市功能为主,重庆则是“政治军事性质最为突出,而尤具军事重镇的特征”。

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重庆东连荆楚、西接蜀地、南走滇黔、北上汉中,正好处于中国西北、东南、西南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接地带,既是北方王朝南下和江南王朝西进的冲要之地,也是蜀地政权东下江南的前哨。正是由于重庆所处的位置符合战略地理学认为的“邻近关键地域”,因而具有了一般城市所不具备的战略价值。

从微观地理位置来看,重庆城的军事地位和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重庆城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山顶之上,三面阻江,形势险要。乾隆《巴县志》谓:重庆“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绪云、佛图之间。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如盘渝城下。”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入蜀记》中也曾记述:“晚宿重庆。石城天险,依岩而立,过处石脉如蒂,而嘉陵、岷江合于东。”由此可见,重庆因其“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实为扼守全川咽喉的军事要地。民间长期流传“蜀安,则天下安;重庆安,则蜀安”之说。重庆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战争频繁绰天过加湊胜:桓公九年(前703)巴楚与之战;庄公十八年(前676)巴人叛楚伐那处之战;秦灭巴蜀后东下伐楚;汉代公孙述筑白帝城抵抗刘秀西进;三国吴蜀对垒,火烧连营;晋武帝西下灭吴;元时期合川钓鱼城之战以及川东山寨抗击蒙古战争;唐末的张武,宋末的徐宗武,元末起义军明玉珍,明末起义军张献忠、李自成,清初夔东十三家都曾转战巴渝地区;民国时期红军也曾在此建根据地,设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和战时远东军事指挥中心。这种军事重镇的地域功能因素使巴渝地区成为兵家征战杀伐的历史舞台,并由此磨炼出巴渝人强悍、尚武的城市文化精神。

重庆地域文化的形成除受军事重镇特征的影响外,还受到其地域内多种族群文化的影响。远古时期,嘉陵江流域部落林立,方国众多,族群构成极为复杂。据《华阳国志》记载:该地区有“濮、寶、苴、共、奴、獾夷、蜒之蛮”。除嘉陵江流域外,三峡地区也是巴人的发祥地和主要居地,这中里也是部落和方国众多,其族群主要有巴郡南郡蛮、濮族、寅族(板循蛮)、攘族、夷族、蜒族(盘瓤蛮)等。

在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与部落方国林立的双重地缘因素影响下,重庆地区所产生的文化具有一种强悍的勇力与韧性。巴人所处的极为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如果要生存、要发展壮大,就不仅要与本族群内部的离心力相斗争,而且要与本族群以外的冲击力、挑战力相斗争,必须在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中保持一种强大的应战力、聚合力,塑造一种维护族群利益的战斗文化精神,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远古开始,培养尚武精神就成为巴人的文化传统,并代代传承,渗透到整个地域文化之中,因此,巴人始终保持着一种勇武剽悍的文化性格。

(三)重庆城市历史文化特质形成的历时性因素

城市历史文化特质的形成与城市的兴衰发展密不可分,重庆城市正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发展变迁对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重庆历史悠久,两万多年前即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此一区域内活动,这就是著名的巫山人。先秦时期江州(今重庆)曾为巴国都城,其后也曾成为大夏国之都,抗战时期更成为举世闻名的战时陪都,故而有过辉煌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重庆再次出现崛起,成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对于重庆历史文化影响甚巨。

距今三千多年前,巴人在长江三峡地区和嘉陵江流域建立巴国,建都于江州。这是重庆首次为都城。此后,巴与东部的楚、及西部的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但也时常发生战争,疆域不断扩大,“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据考证,巴人所筑江州城,在今重庆太平门至千厮门之间,为土城。巴人在城东的铜锣峡外筑滩城,在城西龟亭山北岸的冬笋坝设集市,作为货物交易之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316),秦灭巴国,置巴郡,张仪在江州古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并设江州城为巴郡治所,辖江州、枳县、忍、鱼复等县。昭王时又设置南郡。由于江州城正处于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处,是巴郡对外交通的枢纽,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较为繁荣的城市。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在此一时期已经从巴国都城降至二级区划的治所郡城,但还是川东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

蜀汉时期,因蜀汉政权在成都建立,江州军事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刘备在江州东北的巴子梁置阳关,以费观为巴郡太守,领江州都督,作为重兵屯守之地。蜀后主建兴四年(226),都护李严驻防江州,在张仪所筑城垣的基础上,又对江州城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扩建。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变更频繁,重庆的城市行政地位亦变更频繁,其行政地位进一步下降。隋文帝开皇元年(581),重庆始称渝州,其行政地位再次上升,直到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共500多年时间一直作时为州治所未发生变更。此一时期,巴渝地区的政局一直较为安定,战乱较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著名诗人王维曾描绘过江城码头的兴旺景象:“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梢行。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语,莺为旧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离别情。”

宋代,重庆城市因皇族赵惇先在恭州(今重庆)被封为恭王,后在此登上帝位,故美其名曰为双喜“重庆”,赵当上皇帝后升恭州为重庆府。因而,重庆的行政地位大大提高。秦汉时期江州作为巴郡首府发挥着川东地区军政中心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随着信州(夔州)的行政军事地位的提高,渝州(恭州)在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地位逐渐丧失;隋唐五代时期,重庆已下降为一个普通的州郡,其政治地位、军事地位日渐衰微。宋代,重庆从州治所提升为府治所,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因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得到发展,文化功能也随之而增强。南宋晚期,四川成为抗击蒙古(元)的主战场。南宋凭借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顽强抵抗40余年,重庆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至元二十七年(1290),重庆路的中央户部版籍人口仅22395户、93535口,加上大约同等数量的流寓之民,人口仍然只有南宋的20%—25%。

元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经济的恢复,重庆人口有较大增加,已成为四川的区域军政中心和第二大城市,一直是四川南道宣慰司和重庆总管府的驻节之地,一度成为四川行省的驻地。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攻占重庆,在成都建立政权。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入川后,同大西军、南明永历政权及李自成起义军余部等在重庆及川东、川南一带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由于明末清初长期战乱,造成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清王朝为了恢复四川的经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和鼓励移民开垦荒地的措施,使重庆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逐渐增多,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乾隆初年,重庆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转口贸易的发展使得重庆“九门舟集如蚁”,城市商业的兴旺和发达进而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

近代以后,重庆实现了三级跳和城市转型。一是19世纪末重庆开埠,推动了重庆城市功能转型,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城市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现代工商业出现较快发展。二是辛亥革命爆发后,重庆率先独立,建立蜀军都督府;“中华民国”建立后,成渝两个省级政权合并,重庆成为留守府,其行政地位进一步提高,为其后成为陪都创造了条件。1929年重庆设市,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也得到建设。三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重庆成为陪都,在国内国际上的知名度有了极大提升,战时文化出现大发展、大跨越。

从上可见,自然地理条件、地域政治功能和历史变迁对重庆城市历史文化的形成演变影响甚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远古时期巴人所形成的勇敢尚武的文化个性在历史的变迁中不仅未曾泯灭,反而经历战乱与难,其刚毅、剽悍的城市文化似火凤凰浴火般不断得到重生与升华,沉淀为一种城市精神代代相传和发展。

三、新时代成渝城市文化的特质与互动

巴蜀文化是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共称,巴文化和蜀文化既是一体,又各有其特点,巴文化与蜀文化在四川盆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巴文化亚文化体系和以成都为核心的蜀文化亚文化体系,两个亚文化体系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有其特色和发展路径,文化的共性和特质隐含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的演变之中,凝聚在巴蜀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之中,体现在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价值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并影响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路径。重庆、成都作为巴山蜀水最为耀眼的双子城,其城市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一方面代表着巴蜀城市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彰显着巴与蜀各具风韵的文化特色。

就影响成渝城市文化形成的因子来看,无论是自然环境因素、地域行政功能因素,还是历时性因素,成、渝两地可以说是都有较大的差异性。从自然地理因素上看,成都地处四面环山的盆地之中,平畴千里、气候温润、物宝天华、风光绚丽,培育出的便是富有闲适、平和、柔美的城市历史文化气质。重庆却是山高水深、土地贫、山峦起伏、大江奔腾、动感强烈,故而重庆城市历史文化多显阳刚与豪爽的气质。从地域行政功能上看,成都作为历代西南地区的行政中心,不仅有资源优先配置的便利,而且北有秦岭、摩天岭阻隔强敌,东有巴渝地区作为战略屏障,蜀地所具有的远离强敌的地缘优势使成都长期能够偏安一隅,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保持着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兴盛和发展。重庆因地处战略要津,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期的征战杀伐,磨炼出巴人强悍、尚武的文化风气和豪迈果敢的坚韧情怀,其地域文化就不得不呈现出一种尚武的精神。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巴渝人才涌现多集中于天下大乱、政治动荡之际,而蜀地人才辈出则多集中于海内一统、政治安定时期。从历时性因素上看,成都城市和历史文化具有一种顽强的再生能力,尽管屡遭破坏,但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重庆则与之不同,重庆历史上虽然没有经历过屠城的惨痛,没有变成过一座废墟和空城,但却历经兴衰,其城市行政地位起伏多变,对城市的发展和文化有着很大影响。在古代,成、渝城市历史文化的特质分别体现为一个尚文、一个尚武,一个文雅、一个淳朴。秦汉以后,成都形成了“颇慕文学”的尚文风气,学术发达,名人辈出,形成了“巴蜀自古出文宗”“诗人自古例到蜀”“自古蜀中多才女”三大文化现象。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长期协调发展,培养了成都人特有的闲适舒适的生活情趣。而重庆历史文化则表现“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历史上,“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重庆历史文化除了彪悍的个性外,也表现为“俗素朴”,“姿态敦重”。但重庆历史文化并非只有勇武的一面,也有说不尽的文温、数不完的雅趣,特别是近代以后重庆文教事业勃然兴起,文化名人辈出,其文化特质变得更加多元。

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子体系,无疑是一个区域整体文化体系,故而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巴文化与蜀文化虽然各自彰显着不同的文化个性,但文化共性则是主流。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和重庆都以大开放、大交融的积极姿态,以“敢为人先”的文化秉性,以“开拓创新”的超越精神,以“爱国尚义”的民族情怀,以“和谐包容”的历史胸襟,给巴蜀历史文化带来了现代性文化因子,共同引领着巴蜀文化在现代化大潮中大放光华,伴随历史车轮的前进,巴文化与蜀文化在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分流和整合:在传承、发展中相互交流交融、相得益彰。如今,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家战略引领下,重庆和成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就不会有经济的大繁荣,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文化复兴的支撑,因而成渝双城除了大力发展经济之外,还需要对优秀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构现代成渝文化共同体,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志苑集林》第八辑(二〇二二·下),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来源:成都大历史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丽云(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语文组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