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包头抗日英烈祠
在东河区内有一座仿南京中山陵样式的建筑，现如今在它周围是一片住宅区，外侧是车水马龙的街道。
该建筑名为抗日英烈祠，位于东河区南门外大街65号西侧，原来是在东河宾馆院内。1939年，为了配合华南抗日战线，牵制张家口，归绥（呼市）一带的日伪军，傅作义将军奇袭包头，激战三昼夜，歼敌两千余，完成了重要的战略任务，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包头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将士，1946年修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又称忠烈祠，俗称大庙。祠内曾供有烈士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的木质灵牌，但由于整个工程没有完工，仅是一座孤单的大殿。这座忠烈祠的建筑风格为歇山式顶，不设外柱，红门青砖，是典型的民国时期灵堂建筑，正面开了三门，坐西朝东。1952年，这里曾改做包头市中学图书馆，后成为东河区宾馆女职工宿舍，后成为库房。2006年，在海德公司资助下，对这座祠建筑进行了修复，后移交包头市文物管理处，成为包头抗日战争陈列馆，2015年对外开放。
进入观察发现展厅不大，但布置有序，当看到了一幅幅图文并茂的珍贵文史档案资料以及当年抗战时战士们所用过的战略物品和生活遗物，想到这些英烈们为了抵抗侵略者而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大无畏精神是何等的崇高光荣。虽然战火年代早已过去，但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经济环境大萧条，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为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我们要做到居安思危，保持警醒的姿态去应对未知的挑战。
2、大仙庙（2018年拍摄）
在包头东河区北梁附近的一处荒地里，“隐藏了”一座不容易被人所发现的古庙，它的周围早已被铁皮紧紧的围住，难见真容，生怕被外人打搅，这座古庙被称为大仙庙，在老包头人脑海中应该是熟悉的。这座古庙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距今已有140年的历史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它是以老包头城土城垣做后墙建造，坐北朝南，殿堂以石块砌筑。光绪六年，驻包头大同总兵张树屏所见前任总兵马升主持修修建城墙情况，认为不适当时的防务要求，由于张树屏剿匪劳累生病，便把修建城墙任务交给了林成兴，然而他在筑城时遇到了困难，一时间无法克服，这时候包头镇中的父老找出了原因，是因为这里本有一处供奉大仙的土龛，因为筑城导致龛废，如果能恢复土龛，筑城进程便可以顺利开展下去，林成兴顺应民意，于是这座大仙庙日后遍建成了，而在这座庙门的石匾上，林成兴提了“有仙则名”这四个字。大仙庙这几个字，总会让人联想到封建迷信活动，比如拜大仙，跳大绳之类的迷信活动，毕竟这在旧社会时期是非常盛行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座古庙慢慢等也随着荒废掉，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现如今这里变得残破不堪，不知道这里的人们还以为这里是拆迁到一多半的老旧房屋。幸好的是这座古迹被保存了下来，而在去年这里也被树立了包头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也让这里真正被划分到历史文物保护范围之内，可喜可贺！希望有朝一日等它被相关部门修缮后再面向世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保护它。
3、包头老城城墙
包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沿革是沿着（清）包头村—（清）包头镇—（民国）—（民国）包头设治局—（民国）包头县—（民国）包头市发展而来的。包头城墙修筑于清同治年间，因防止西北马化龙叛乱延伸至黄河以北，清延派大同总兵马升前去剿匪并驻防于当时的包头镇。马升驻防包镇期间及时了解当地民生，作为职业军人的他也清醒认识到包头作为西北边陲上的军事重镇去增设防御体系的关键性，遂于1870年组织修建最初的包头城墙和东、西营盘，在此期间包镇巡检崔际平和大行总领（包头商会起初）梁大汉出工出力协助修筑城墙，至1873年初代城墙竣工，墙顶设有垛口，开辟东、东北、西、西北、南五座城门，但因当时包镇受萨县（现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管辖节制，以至五座城门均未建筑城楼而显得黯然失色。（1925年冯玉祥将军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迁至包头期间在原南门西南方向开辟新南门，有上书“努力救国”四个大字）。包头城墙修筑所剩材料在城内马王庙西侧修筑起一座酷似城门楼的建筑，名为西阁，也称观音阁。阁楼之上曾立有丈二战戟，上书：“记名简放提督军门镇守山西大同等处地方统辖雁门三关总镇都督府冠勇巴图鲁马”。用来彰显马升定西平叛的功绩和志向。包头城墙作为守护一方百姓的坚实壁垒，清末民初曾一度防御诸如卢占魁等大、小股土匪的侵扰，使得城中平民百姓及众商号买卖得以延续，西北皮毛重镇的口号继续唱响；日军侵占包头期间依旧完好；抗战胜利至全国解放前，包头先后经历两次攻坚战使得解放军战士鲜血抛洒在坚厚城墙之上增添了革命的荣誉。经历了漫长的形势变局与血雨腥风下，包头城墙稳如磐石一般牢牢守住城内百姓得以平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因老城顺应时代发展，城墙、西阁于上世纪五十年初期陆续被拆，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东河区内贯通四周的环城路和东西走向上的胜利路。老城城墙仅能从现人民公园西南角凉亭下的墙体堆积而成的假山和北梁西侧大仙庙后墙残存去摩挲痕迹及追忆过往。现老包头走西口历史传统街区城门楼建筑风格则酷似西阁，迸发出属于塞外雄风与通衢辉煌交织下的北疆文化。
4、包头市东河区郭家巷民居
清朝年间，不少通过走西口来包头的百姓，通过租用蒙古族巴家的土地盖屋起居、种地糊口。后来随着汉人数量的增多，包头也由村变为镇。老包头为当时之塞外水旱码头和西北皮毛重镇，筑造城墙、开辟五门、建立西阁，使得本就商铺林立的老包头有了城的规模。打拼下家业的人们为了光宗耀建造了深宅大院，有实力的商号也集资打造联通老城南北的街巷，如九江口（现在财神庙街）成为了人们汇聚热闹喧嚣的场地，北梁则因其地理优势成为了一些大户人家建宅的首选地。
北梁面积为13平方公里，北至110国道，南至东门大街和西门大街，西至包白铁路，东至转龙藏；有八梁七沟。梁是指沟谷之上的高坡八梁分别大仙庙梁、真武庙梁、官井梁、吕祖庙梁、四店梁、东营盘梁、西营盘梁。七沟是：瓦窑沟、榆树沟、后水沟、黄土渠、大水卜洞。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建设更好的安居场所，在东河区旧城和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很多老巷旧院没有被保留下来，仅有少许遗存至今。郭家巷民居，作为典型的老包头时期民居建筑“幸免于难”，实属不易。清光绪年间，安徽武举人郭向荣跟随伊犁将军金顺到包头屯戍，后在牛桥街购地建巷。光绪二十六年，郭向荣年事已高，告老还乡。其四子郭鸿霖留包。郭鸿霖外号“郭四少”，虽是富家子弟，但却是位关心国家大事的有志青年。在考取秀才后，郭曾任马王庙二等学堂堂长，后与李茂林结识加入同盟会。1909年，清政府要求各省设谘议局，郭鸿霖被当选为谘议员，马王庙成为包头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郭鸿霖在积极宣传孙中山主张的同时，经常往返包头与五原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山西革命党人派人赶赴包头将密信交予郭鸿霖，此时同盟会员杨云阶、云亨等人也赶赴包头密谋起义，但却把起义希望寄托在樊恩庆、谢若霖等佯装镇压革命的小人身上。12月24日晚“马号事件”发生后，郭鸿霖连夜出逃躲避，第二天被抓后绑赴牛桥惨遭杀害。郭家少爷为国捐躯的事业可歌可泣，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值得后人称颂的一位起义英雄。
郭家巷民居建造风格的特点融入了本地特色。为了适应北方多风、寒冷气候，兼顾屋顶排水等需求，屋顶建成前低后高的水坡形屋顶，称为“一面坡顶”。建筑外侧墙体高大坚固，屋内墙体由土坯砌筑，外侧用砖包砌，整体美观大气。屋顶处凿有精美砖雕，彰显宅院主人的身份与地位。宅院大门为呈方形的双扇木大门。在门柱之上搭有一根平木，是为了可以再往上筑墙，从而也留出了一处位置给门匾。郭家巷院子布局为四合院式。四合院为东南西北四面房屋围合的院落，南北是南房、北房，东西各有一厢房，设有屏门。郭家巷民居作为包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得以保留，但此前看到的看到的却是墙倒屋颓的样子。后来通过文保碑文了解到，在2021年包头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6号院进行了抢险加固工程，算是可喜可贺。
5、西脑包大照壁
西脑包大街位于包头市东河区，每日车水马龙，周围呈现出一片喧闹的场景，在街道东北一商铺后侧有一座砖墙较周围现代化环境形成对比，不知道该砖墙来历的人们认为它无非是普通的一面墙而已，但在它老旧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不少与老包头城（现东河区）有关的历史事件，它就是西脑包大照壁。
“脑包”为蒙语，也称敖包。它分两种用途，其一是出兵打仗的集结点和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象征，其二则是作为地域划分的坐标。在现包二十中附近以前曾存在一座脑包，它位于西脑包以东，被称为东脑包。在包头老城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佳话，讲的是最早通过走西口来到包头发家置业的乔、秦二家，这二位“慧眼识地”，看中了西脑包这片宝地。后来乔家通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乔贵发、乔全美、乔致庸）成就了在包头商界的辉煌，可以说是包头老城成就了乔家、西脑包孕育了乔家。随着清末走西口浪潮的不断扩大，奔着口外谋生的贫民百姓一部分选择来到西脑包安身立命，有了本钱做起各种买卖。照壁，为一面筑在宅院进门后看到的砖墙。每当房主进入家门时，首先会和墙壁打个照面，心照不宣的“彼此问好”，同时为防止自家风水外泄，外人窥视的作用。在东河区北梁棚户区改造前，不少经典宅院中建有气派讲究的照壁。照壁一方面体现了房主财富地位的象征，从侧面也反映出祈福保佑平安的寓意。
清乾隆年间（1795年），中央理藩院为调节乌拉特三公旗与土默特两翼旗地界纠纷，下令在西脑包附近修筑一座照壁作为地界标志，这也就是西脑包大照壁的由来。后来经过官府协调，大照壁西侧为乌拉特三公旗所有，以东为土默特两翼旗所有。这一界限划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西脑包大照壁为砖石垒筑结构，高6米，长12米，厚1.5米。照壁呈南北走向，壁底部由大青石块筑成，东西两侧各镶神龛，迎东的神龛分别供奉“北观音”和“南孤魂”像，迎西的神龛供奉着手持降魔杵的韦驮菩萨像。现在大照壁仅存有这面砖墙。
西脑包照壁在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岁月中，见证包头从村—镇—设治局—县—城的沿革与发展。在这座大照壁下曾发生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怒斩王肯堂、西北科学考察团队休整集合出发踏上漫长的考察之旅、傅作义、王靖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迎接绕道而来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此后从日军侵占包头的黑暗时期、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到现在完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脑包大照壁经历了无数风雨，屹立在此作为包头文脉延续下一处难得的历史见证。
6、马号事件旧址
包头市东河区马号事件旧址我去过多次，该旧址被列入包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旁边树立文物保护碑文中了解到：旧址原在马号巷路北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设“包镇会行”，旁建马棚，俗称马号。武昌起义波及塞北，包头同盟会员及负责人急于起事，派郭鸿霖等以咨议员身份同清廷派驻包头的五原厅同知樊恩庆协商和平起义及包头独立事宜。12月25日晚，樊恩庆于大行马号大厅设下〝鸿门宴”，七名革命军当场牺牲，郭鸿霖潜入吕祖庙被抓捕，次日晨枭首示众。与此同时，驻扎在东街、前街的起义军也被围歼，史称“马号事件”。民国十三年（1924年），公行在马号巷18号现旧址设南议事厅，建有门楼西厢房、南厢房及马棚等附属建筑，2021年，包头市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对马号事件旧址实施了保护维修程。
如果仅从上述关马号事件相关文字内容中粗略的去了解后得知，这场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发生在门楼内部南侧院内，但仔细阅读后却发现不对。首先，碑文中提到是发生马号事件的旧址位于马号巷以北，建在1850年，为包镇大行；其次，我们现在所看到到这座门楼遗存，称为南议事厅（此前包镇大行已改名为包镇公行），建于1924年，除了门楼外，还建有西、南厢房和马棚。前年冬天，我曾在该遗址文物修缮过程中有幸进入内部参观过一次，所看到的修复建筑与上述文字中提到的建筑位置、类型等相符。此后再去的几次因门楼落锁导致无法进入参观。一座建于清道光1850年，位于马号巷北侧，一座建于民国1924年，位于马号巷东侧，一南一北两座建筑相差了74年之久，南侧的这座议事厅门楼遗存至今，而发生马号事件的原大行旧址，“去哪了”？
我在查阅《老包头记忆—老街旧巷卷》和《包头老城》两本书对马号事件旧址介绍后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中：1、《老包头记忆—老街旧巷卷》中《马号巷的“事件”》（作者：冯修）一文中关于马号巷（图7）写到：马号巷位于召拐子街西头，东起太平官巷北口（五道口），向西延伸至德茂兴巷，全长330米，宽5米。因1号院是“马号”大院而得名。2、《包头老城》一书中写道：“在马号巷有两个旧址，一是道光三十年（1850），为应对官长来临，在马号巷路北，自回民戴天禄购置空地一块，设立公馆，并立“包镇公行”木牌坊，辛亥义举“马号事件”便发生在这里，也就是马号巷路北，清真大寺（图6）西邻，二是民国（1924年），公行在马号巷路南18号设南议事厅，与关帝庙后院近邻，大门与清真大寺的南墙相对。大门对联为石刻（图3）：商业发展冀九行同臻进步，百事整饬愿各社咸与维新。墙上写有马号巷18号，为“新”大门所在址”。
那么，马号事件真正发生地旧址应该位于清真大寺以西、后建议事厅门楼西北方位，可惜此前来到这里并没有见到什么建筑遗存，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门楼这边。后包头市知名历史文化学者刘清成老师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马号巷18号院紧挨清真大寺西墙，是马号巷事件的发生地，南侧是商会办公之地。过去去商会办事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都存放在18号院。樊恩庆在此宴请新军首领，说明这里设有餐厅客房之类，是商会专门的接待场所”。
7、南海湿地景区
包头地名常见两种解释，其一为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其二为“泊头”，因清末黄河改道致使南海子渡口称为当时的水旱码头得名。这座以重工业为主的草原钢城，因建国初期实施的“一五”计划、全国156个重点工程）中选址昆都仑河西岸的宋家壕建设包头钢铁厂而名声大振。
如果追溯包头历史，那么现在包头东郊被发现的阿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是最好证明，但在当时这片区域并不叫包头，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君主武灵王，因北御林胡、娄烦，开疆拓土扫敌后，在这片区域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九原，并建造九原城（秦国统一天下后在此设九原郡、西汉更九原均为五原郡）。
包头在清至民国形成了发展，从包头村（清乾隆二年，1737年）——包头镇（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设治局（民国1924年）——包头县（民国1926年）—包头市（民国1937年）。
包头在清同治年间为平叛西北马化龙之乱，派大同总兵马升驻防包镇，建东、西二营盘厉兵秣马，联合包镇巡检崔际平，大行（当时包头商会称呼）总领梁大汉，耗时三年（1870—1873）修筑了最初的包头城垣，开辟五门，分南门、西门、西北门、东门、东北门（包头城墙后来又由两位驻包镇总兵张树屏、林成兴相继修缮；1926年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驻防包头县期间，在原南门以东再开辟新南门，门墙写有“实业报国”四个黑体大字）。马升利用剩余废料在城中建造西阁（现东河区胜利路附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老城区改造，建环城路，相继把包头城墙和西阁拆除）。并立一把向西涂血战戟，以示这位满清勇冠巴图鲁之志，包头老城最初格局，就是现在的东河区。在当时没有青山区、昆都仑区之说，以现东河区留存的西脑包大照壁为界，东为土默特两翼旗领地，西为乌拉特三公旗驻牧地。
包头因商业而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最早在包头做蒙古行当起家当当属乔家。清初至清末，因关内山、陕一带频繁发生天灾人祸，无法生存的贫苦百姓不得已奔赴口外谋生，在当时蒙禁政策甚严，导致这些百姓暴尸荒野、有去无回的现象频繁发生，但时代浪潮的发展终归打破了封建愚昧的枷锁，不断通过走西口，闯塞外这些拖家带口的人群中部分来到现包头市东河区西脑包一带，其中通过商业发展成为翘楚的当属乔家。
“皮毛一动百业兴”。包头在清末曾是西北皮毛重镇。上述中商界大户乔家，以及后来的在包镇中闯出名堂的大商号，大部分从事蒙古行，也就是旅蒙商而发家的。当时包头老城商贸往来日趋饱和，商家放眼四周，和阴山以北广袤草原上的蒙古王公和淳朴牧民做起买卖，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换取丰厚利润，量变引起质变，来自草原上的皮毛源源不断的运往包头城中后发往周边。在自然因素不可抗力导致下，在现土默特右旗毛岱渡口改道至现东河区南海湿地（当时称南海渡口），形成了黄河“几”字湾上著名的水旱码头。从驼运这一往返于包头老城与后山牧场一带的买卖，在母亲河的“推波助澜”下延伸至四面八方，直至1923年平绥铁路终点延伸至包头，大力依靠水运货物的方式则有了更为稳妥、快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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