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群
1991年暮春，我去北京，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的右手靠窗户的位子还空着。我有些担心，怕会是个满身雪茄味的粗鲁的男人，或是一个有着琐碎的自尊、处处耍些小聪明的世故女人，我希望会遇到一个聪明的、年纪轻一点的、个头小一点（这一点是为着我着想，座位本身就够窄）的女孩。突然闯进来一个高声说话的男人，将行李往我的头顶放。我正有些沮丧，男人后边一个身材单薄、穿牛仔服、留男孩子短发的女孩坐在了旁边。男人叮咛了一阵，下车了。我本来希望会给我叮咛两句，让我照顾，但是没有。他下车了。
我是怎样找到借口和她说第一句话的？在漫长的、无所事事的行旅中，这种借口并不难找。在拉话中，她叫我叫她“电台小王”，说她是一名地质队员，基地在西安，经常是野外作业，西藏、青海、新疆是常去的地方。我很怀疑她这话的真实性，但是她说这话是真的。她说男朋友在北京进修，她这次去就是看他。
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女孩的义务。我对同车的人解释说，这是一位离家出走的中学生，我在西安街头发现了她，学了一回雷锋，现在把她送回北京去。同车的大爷大娘听了，在惊叹过后，都开始教导这个女孩。她并不争辩，只是一个劲地抿着嘴笑，不时地对我做出个鬼脸。
夜深了，在火车的有节奏的响声中，女孩枕着我的肩头睡着了。我有腰疼的毛病，但是我努力支撑着，不打搅她。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取下一个包来，让她头靠窗户枕在包上，她的腿不妨伸直，放在我的腿上。她睡着以后，脸上还不时露出丰富的表情，这是在做梦。我这时候想起了两句诗，是戴望舒的：守着你的梦，守着你的醒。
清晨，她从梦中醒来，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然后穿上鞋，拿了一个大毛巾，去洗脸。这个大毛巾，让我肯定了她确实是地质队员。
清晨，当火车在北京站还没有停稳时，她对着窗户突然尖叫起来。我往窗外一看，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在窗外一边挥手，一边尖叫，想来，是她的那个“他”了。
女孩和我迅速地打了招呼，背着一个小包下了车。当我迟缓地背起行囊下了车，女孩和她的男朋友一直站在外边等我。女孩说：“就是这个人照顾我的！”于是，小伙子和我握手，说些客气的话。走出检票口，来到广场上以后，我看见女孩紧紧地搂着男朋友的脖子，一边笑得弯了腰，一边走着路。当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已经不认识我了。站在灰蒙蒙的车站广场，女孩头发一撩一撩地没入人流中，我突然有些痛苦。好像自己小心侍着的一盆花，却被人抢走了似的。但是接着我就为自己的痛苦可笑了。下了火车，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没有必要痛苦。火车上的故事已经结束。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一次。那是今年深秋，我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这是一列市郊车，我坐在二层，窗外是渤海湾萧瑟的秋日黄昏，一轮发红的太阳正缓慢地西沉。我的对面，是一位年龄不详的小姐，正捧着一本红皮书看，那情景极为诱人。还不时地抬起头看我一眼，似乎有交谈的欲望，但当我看她时，她又将头埋进书里了。
僵局是这样打破的。她有些疲劳了，于是将书合上，放在了小桌上。这时，我勇敢地将手伸过去。“这是本什么书，让我看看！”我说着，并作为对等的原则，把自己手里的《小说家》杂志递了过去。
“你一定看不起我，因为我看这样的书！”她说，这是上火车前为了打发路途的寂寞，匆匆在地摊上买到的。书名叫《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看着书名，听着她的话，我笑了。原来她一直在瞅我，就是为的这个缘故。
我们通报了姓名。她是一家某某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大学毕业后在本地电视台干了两年，又下海四年，该是三十岁了吧。她读过我的《最后一个匈奴》，并且读过我在杂志上发的《女人是巫》的散文。这样，俩人距离似乎缩短了。从黄昏到傍晚，我们热烈地交谈起来。她说她的公司、她的先生和家庭，我则谈我另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本《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和那本《小说家》，静静地被冷落在了小桌上了。
下火车以后，本来要各奔西东，留一份温馨的记忆。可是我们商量了一下，同坐一辆出租车，先送我到东四，再送她到东直门。过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长安街时，出于习惯心理，我的手揽在了她的腰际。出租车开动了，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叫车子停下来。她说，方向不对，她得另搭一辆车。我央求她说，不要另搭车，先送她，然后再送我。她并没有理我的话，匆匆地下了车，向我招了下手，暮色苍茫中，搭另一辆出租车走了。
以后的几天，我的思想长久地处在一种忧郁中，我将火车上的故事讲给朋友杨志广听。他说，这种事情他也遇到过，你可以写封信解释一下，至少让她知道你不是坏人，如果她还不谅解，就由她去了。
这样，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给苗小姐寄去了一封信，我祈盼能得到原谅。信寄去后，没有回音。
当我羞愧地写出这些的时候，也明白了错不在自己的手，错在自己的心。下车以后，火车上的故事就应当结束，不要把它留给地面。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包装得严严的，不让它有故事发生。或者，干脆不要旅行，那就彻底地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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