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路记忆

▓ 吕京宁

珞珈路位于鼓楼区江苏路的西侧，东起江苏路转盘，西至琅玡路，与赤壁路、颐和路、灵隐路、普陀路、莫干路等道路平行，中段与牯岭路十字交叉，建于1931年，是一条按1929年《首都计划》规划建设的支道，全长就560米，宽约5米。

这条路原本默默无闻很低调，大约七八年前，江苏著名女作家黄蓓佳写了部《珞珈路》同名获奖短篇小说，以非虚构方式讲述了她八十年代初在珞珈路上3号大院里的一段往事，让珞珈路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近些年，紧挨隔壁的颐和路忽地成了网红打卡地，这一片支道小路人流量陡然增多起来。

过去不是这样的，直到六七十年代，这一片地区都人少车稀，非常静谧，我上小学时，路上边走边打鹅卵石，也不见几个行人。

自打有记忆起，就住在珞珈路上，小时候珞珈路上若说有较出名的地方，便是转盘东面的省委门诊部(现省级机关医院)，那时正大门开在珞珈路上，江苏路上只开了一个小后门，整个门诊部还只有一幢小楼和几排平房。6岁时的一个周末下午，家里来了客人，我和妹妹在门口台阶处绕着廊柱玩耍，一不小心额头磕在台阶上，很刺疼，用手一摸，全是血，妹妹嚇得捂起了小嘴，我坐在台阶上亦不敢哭出声，屋内大人们谈笑风生，我怕惹了祸让父母知道遭批评。适巧被一位刚进院子的邻居叔叔发现，他把自行车一摔，在台阶外向父母通报了一声，便抱起我朝门诊部跑去。

先是打了一针“破伤风”，接着打麻醉药做缝合手术。父母随后赶到缴了急诊挂号费，那时父亲都为我们办了省级机关子女公费医疗，每次看病只要缴5分钱挂号费，其他费用都免。手术就在门诊部左侧一排平房里进行，记得麻药似乎还没完全起效抑或是头部不宜多用麻药，缝针拉线时有点疼，我忍住了。

按照1929年底颁布的《首都计划》规划，在鼓楼—北平路(今北京西路)以北、江苏路西南、宁夏路东南、西康路以东这一片原人少地荒区域，建设第一高尚住宅区。过去南京市民主要集中在城南和下关地区，鼓楼以北地区较为空旷，山西路一带多以荒丘和菜地为主，也没什么道路可言，因此首都城市规划中，除了重点向北建设城市多条主干道、次干道，还以“不独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也”之雄心气魄，把整个南京城市划分为“中央政治区”、“市级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和“新住宅区”六大板块，在《首都分区条例草案》中，又将新住宅区分为一家住宅、多家住宅和公寓三种，即第一住宅区、第二住宅区、第三住宅区。

其中第一住宅区又称甲种住宅或第一高尚住宅区，又计划分若干区，各区之间交通力求便利，道路之建筑，住宅之划分，或采蛛网式或采棋盘式；当年《首都计划》打算将南京打造成东方的华盛顿，对区内住宅的房屋高度、院落大小等都有明确规定，如要求所建宅院都为独门独院，每户都需留有大花园，实际上主要就是达官显贵的公馆区。但在原本规划建设的四个第一住宅区中，直到1935年10月当时市政府秘书处记载，仅建成了一区和四区，其余二、三两区因地处较偏，尚未办理征收手续，故新住宅一区全部占地面积约四百亩，分五段295号，也即共295幢，坐落在今北京西路以北、江苏路西南、宁夏路东南、西康路以东、江苏路和宁海路以西一带，珞珈路便是其中一部分，如今这一片地区被俗称为颐和路公馆区。第四区则在今北京西路以南、汉口西路以北、西康路以东、宁海路以西一片公馆区，占地约五百亩，建有315幢。

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一、四区都已初具规模，道路及水电、排水系统等公共设施都已齐全，由于这些官邸别墅大都为个人投资兴建，数百幢兼具中西合壁的各种西式洋房，风格迥异，没有一幢雷同，可谓千姿百态。

南京保卫战前夕，这一片区域被划为“国际安全区”，大部分建筑得以完整保留下来，也成为全国保存最大的民国公馆建筑群。

当时国民政府对首都城市新建道路命名也有一套完整规则体系，城南干道多以南京旧称命名，如建康路、建邺路、白下路等，城北多以省会命名，如江苏路、山西路、湖南路、黑龙江路等，城中则以城市命名，如北平路、上海路、广州路等。而对这一片公馆区域的次道支路，则采用山川名胜来命名，以和这些花园洋房相吻合，如珞珈路，以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命名；周边的牯岭路以江西省庐山牯岭命名；琅琊路以安徽省琅琊山命名；灵隐路以杭州灵隐山命名；天竺路以杭州西湖天竺山命名；普陀路以浙江普陀山命名；天目路以浙江天目山命名；武夷路以福建省武夷山命名；莫干路以浙江省莫干山命名；稍远点如仙霞路以浙江省仙霞岭命名；匡庐路以庐山别称“匡庐”命名；玉泉路以杭州西湖玉泉命名等等。

珞珈路虽不长不宽，解放前也居住了不少民国高官达人。珞珈路1号先后住过国民政府中央对外贸易部一位计划处长张华坛、空军总司令部副总指挥毛邦初，后者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侄子。黄蓓佳小说中提及的3号，先后住过浙江公路局一位工程局局长和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5号抗战后曾是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之一。7号原房主张岚峰，曾担任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抗战时投靠日伪，曾任汪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抗战后被收编第五路军总司令。9号卓君卫，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司法部秘书及广西省银行总经理等职。11号抗战后曾卖给美国大使馆，13号是一位中国农工银行的总经理；21号曾是国民党二级上将刘士毅公馆；23号是上海中央日报社社长冯有真宅院；25号也是一位银行家。36号住得是南京电话局局长吴保丰，抗战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38号是一位少将师长戴坚公馆，其师号称是国军唯一全副美式机械化师；40号是南京市社会处一位处长官邸；44号顾毓泉曾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等职；46号曾是瑞士公使馆；48号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旧居，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50号曾是巴基斯坦公使馆；52号是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冯轶裴公馆。在这条路上，因计住有10多位同学家，那时的孩子们都喜欢相互串门，故对彼此院落、建筑情况也大都较为熟悉。

解放后的珞珈路双号门牌与解放前变动较大，如50号解放前是24号，相差20多号，这应与原路口(现“艳阳天饭店”处)一排简易木板房有关，这排与周边建筑、环境格格不入的木板房，在我小时候就存在，基本都是由刷防腐防水桐油的杉木所建两层高低不一的木楼，随着日晒雨淋，呈焦黑色状，计住有10多户人家。我推测这排简易房是解放初临时搭建的，后在门牌号码户籍重新登记时作了添加，使得珞珈路上双号门牌与解放前有了较大变动。整个珞珈路上原本两边单、双号就各只有10多幢宅院。在这排简易木板房中，插有两间砖瓦平房人家，一家是裁缝店，一家是理发店，也是当时周边几条支道上仅有的店铺。我估计这有可能解放前就建了，当时这里的地皮很贵，但后面又无进深盖宅院，便可能作为高尚住宅区的配套商业设施而划拨。民国时，长袍马褂是男子的标配服装，1929年颁布的《服制条例》中，就正式将蓝长袍、黑马褂列为“国民礼服”。而无论是长袍还是马褂，做“盘扣”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活，也起到画龙点睛之功，这家裁缝店主过去就是专做盘扣的，他说他解放前上门去过不少高官人家做盘扣，想来手上技术有一套。解放后他也改做其他服装，我上幼儿园大班时，曾在他手上做过一件蓝色灯芯绒背带裤，做工非常仔细认真，量腿长时特地多放了裤脚，说是小孩个子长得快，多留些裤脚每年放一次边可以多穿好几年，背带裤做好时，还特地在胸前绣了一对小白马，那时有部谢添导演的彩色儿童电影《小铃铛》，主人公小满梦境中就曾在天空中骑着一匹小白马，这令我非常喜欢。这排木板房大约到九十年代后期被拆迁。

珞珈路5号抗战胜利后成为汤恩伯在南京的两处公馆之一，但在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在当年安全区文件记载日军暴行33号案例中，就记有“12月17日，日本兵闯入珞珈路5号，强奸了4名妇女，抢走一辆自行车、被褥及其他物品。”当时日军驻南京宪兵司令部就在珞珈路口对面江苏路转盘上的原区公所内，距5号大院也就几十米远，故即便在日军宪兵司令部眼皮底下，所谓的国际安全区内也无安全可言，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烧杀抢掠奸淫暴行可窥一斑。

解放后，珞珈路住宅按照当时产权归属，一部分成了军产，住有几家部队高级干部，大部分成为省级机关干部用房，也有个别院子住有企业职工等其他业别的。在珞珈路上先后住过55年授衔的开国中将两位，开国少将四位，61年授衔的少将一位。在这20多个院落中，省级机关干部居多，有副省级的，也有部委厅局级的，还曾住过从京城下放来的一位中组部副部长，比老许还高一级，四级。

在大体呈东西向的珞珈路上，双号的院子大门朝南，大多是院子在前面，建筑坐北朝南建在后面，正门亦朝南；单号的院子大门朝北，但多数院子在后面，建筑也是坐北朝南只是多靠近路边，一楼正门也朝南但开在后面，进了院子大门后大都从朝北的小门进入楼内，从院落结构观之，双号的建筑因建在院子后面更安静些。由于每个院子都有数百到千余平米的大院子和大花园，除了在花园里玩“躲猫猫”，院子前面的开阔地带也是孩子们玩打弹子、攻城、斗鸡子、跳山羊、跳皮筋等游戏的好地方。我们院子大门口一片和院道是水泥地，靠楼房正门前院道外还建有一个红色消防压柄井，平时可用来打水浇花园，遇有火情也可用于消防，可以一举多用。院子中央是夯实的泥巴地，下雨天也不泥泞，夏天雨停便是孩子们在树下找洞、挖泂逮知了猴的上佳时机。珞珈路道窄，几无行道树，但每家大院里都种有多棵高大的树木，知了猴怕水，遇到雨天就会把肉眼难以识别的小洞趴大，欲爬到树上去，有时爬到不到一米，就被我们截住了。也有在晴天在树根附近发现细小知了猴洞口的，用手指拨大后，又怕食指伸进去被其蛰伤，就倒碗水逼其出洞，更有心急小男孩，直接掏出小鸡鸡对着洞口尿上一通，洞口灌满后也会逼知了猴乖乖就范爬出洞来。知了猴用火烤着吃非常香，是上佳美味；当然用油炸更好吃，只是过去豆油菜油都是凭计划供应的，很少有小孩敢背着大人来油炸。我小时候还喜欢把知了猴放到蚊帐里，夜里打着手电观察其金蝉脱壳的过程，时常半夜睡着了，天亮一觉醒来，金蝉早己脱壳变知了了，留下一个空壳在蚊帐角落里，知了己爬到了另一边。知了壳也是一种中药，那时积多了还可与挑高箩的换麦芽糖和洋画、玻璃弹子。少时就常幻想，这知了是个能返老还童的小动物，起初的知了猴模样又老又丑像个小老头，一脱壳后就华丽转身，先是粉粉嫩嫩的，好似婴儿一般，不久就背头发黑发亮，双羽也成型了，一副青春朝气展翅欲飞的样子。

直到六十年代末，珞珈路上的院墙，还保留着民国当时的模样，即临街的院墙，都是高高的砖墙，有的顶端还抹了弧形水泥，上面插满有尖锐的碎玻璃，以防外面攀爬；而相邻院子之间，包括左右院子和后面院子之间，则大多是竹篱笆围墙(也有少数院子是砖墙)。这种竹篱笆墙既不失通透，也有助于邻里之间相互交流和彼此照应。我们院子竹篱笆墙下，还曾种有月季、蔷薇植物，每到春夏，蔷薇盛开，红黄各色争奇斗艳，招蝶引蜂，形成一道靓丽的花墙景观，与院子里的花园遥相呼应。到了捉蛐蛐(蟋蟀)的秋天，篱笆墙下翻开石头还能捉到蛐蛐，晚上睡觉时也能听到蛐蛐们在此起彼伏唱着小夜曲。珞珈路介于赤壁路与颐和路之间，单号的后院与颐和路双号的后院相连；我们双号的后院则与赤壁路单号的后院相通。上小学时，有时走迟了，就直接从后院篱笆墙扒洞，穿过赤壁路住家，上马路对面的赤壁路小学了。

自69年“大联合”后，社会上基本安定下来，70年代初，大约70、71年样子，珞珈路及周边几条还保留民国时灌浆石子路的，都开始铺设沥青柏油路面了。过去放学在路上踢足球或学骑自行车，一旦摔跤，腿上、手上常会被灌浆石子路上的碎石子磕破，经常要涂抹紫药水、红药水，随着沥青路面的铺设，这些情况便大为改观了，特别是拖煤气包小车时不颠簸响了，骑车时路面也平滑了。除了道路，邻里院子之间也开始全部砌砖墙了，过往那种阳光照在竹篱笆墙上投射到地面的斑驳陆离倒影消失了，邻院之间也互不照面了，无论是朝阳升起还是夕阳西下，映射得都是一片墙影，少了一种篱笆墙独有的田园韵味。

随后不久，院子里也迎来了一次大修，楼梯前的地板，因我们小孩经常从三五层上往下跳玩耍而有损伤，整个内走廊里的地板都换成了水泥地面；楼顶上的宝蓝色琉璃瓦曾是这一片民国建筑群中少见的，周边大多建筑是红瓦或青灰瓦，施工队说，上面的琉璃瓦部分损坏了，现在已没有这种宝蓝色琉璃瓦烧制了，为了保持色调统一，就都换成普通红瓦了。我们这个院子建筑是一种西班牙建筑风格，从门口几个拱形廊柱到一楼与二楼之间墙面上，乃至侧面墙上和侧门上方，都雕饰有精美的水浪纹饰，院子大门也是一种浅蓝色，相互辉映让人联想到地中海的蔚蓝色，或也是当年设计师独到匠心所在。经这次修缮换瓦后，那原来宝蓝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发亮的景象也无影无踪了，和过去的样貌有了显著差异。

而在这次修缮中，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当时维修队男女工人师傅们每到中午，就围坐在门口台阶处吃饭，有的拿铝饭盒，有的拿糖瓷缸，我亲睹他们大都就着咸菜吃白饭，个别带个咸鸭蛋算是改善伙食了，但他们吃饭时依然插科打诨欢声笑语，我见状把母亲上班前烧好的西红柿蛋汤打给他们，他们连说谢谢。这对我触动很大，76年工作后，工资虽不用上交父母，但那时买书看书非常饥渴，开支几乎都花在了新华书店。平常母亲早晨都会烧好菜放在一个白瓷缸里让我带上，可我总觉得夹在自行车后架上难看，于是我就推辞说中午在厂里食堂买菜，不用烧了。那时饭可以在厂里蒸柜里统一蒸，食堂菜也便宜，三分、五分、一毛等都有，花上一毛五、二毛钱就能买到狮子头、带鱼等荤菜了。可为了省下钱买书，就经常偷偷从家里带个苹果和咸鸭蛋，中午找个没人处，也学着维修工人们吃白饭，晚上到家后再狂补一顿。

我们住得院子大门东侧有一个警卫室，里面能放下一张床和桌椅等，内有两面窗户，即能看到马路上也能看到大门外，门口装有电铃；大门西侧是一个很大的车库，能泊车数辆，且配有司机休息室，有独立的水龙头。由于珞珈路道窄，这个大车库能方便来客停车，可推断原房主官场社交圈不低。

六十年代时公配的轿车还很少，我们那时称“小包车”，除了几家军干的军用吉普，路上有少量华沙、伏尔加驶过，厅局级干部也基本是早晚上下班接送，然后司机开回单位，故原来各院的车库有不少改作了其他用房。

我们院子是一幢两层的洋房，珞珈路上多数都是两层，少数有带老虎窗的假三层。70年代初修缮时，曾听一位围观的老人说，这幢房子当年建造时是珞珈路上第一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都是漆成墨绿色的钢门窗，也和附近几幢都是木门窗不同，零部件都是铜制的，我家住在一楼，正面三扇门都是落地玻璃格子门；一、二楼所有窗户都是一大两小的拱形子母窗。整个楼房外墙四周在二楼以下均为浅黄色拉毛水泥，主楼上下共有八间主房间，楼下房间除了书房都带有前后门，既方便进出，估计建造时设计师也考虑到南京黄梅天潮湿通风的需要。主楼后面还向北面引伸有附楼，下面是厨房、储藏室等，上面另有东西两间房间，再往上是两个大露台，少时冬天常去这家上面溜冰。楼房西侧后半处，又阶梯式向西延伸，从而保持后面的楼上楼下房间也有朝南的窗户，整幢房子呈不规则结构，体量约有600平米左右，数户人家居住也不显太拥挤。整个楼房墙根都用水泥作了几十公分的散水处理和下水沟排水，体现了当年设计师的尽心周道考量，不像如今有的开发商，楼房墙根处即是泥地，导致一楼住户在黄梅天有潮湿感。地板下面也留出了几十公分高度的空间，四周墙外留有多个铜质通风洞口，故而梅雨季也无霉味潮湿感。此外，院子东北角还建有一幢独立的两层木楼，小时候一直空关着，直到七十年代末也从未有人居住。少时常和几个邻居小孩在木楼阳台上，玩侦察瞭望抓特务的游戏。

过去这一片区域网格状交错的道路，由于没有任何商店，加上多数深宅院落的大门都紧闭着，故市区内其他地方的市民，即便乘31、32路公交电车到了中山北路上的山西路站下来，大多逛逛山百大搂，就是走进山西路里也只有一些小店铺，极少会走进这些支道小路里来；加上这一片网格状支道还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向，外面人的进来后似又觉得有入迷宫一般，有一种神秘感，故直到八、九十年代，这里都仍很幽静人少。

近些年，自江苏路南段部分民国建筑群打造成颐和路民国公馆街区并对外开放后，颐和路也成了网红打卡区，每次途经颐和路，都见有许多年轻人在此拍照留影。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这是他1934年8月所写，当时这一片地区还尚在大兴土木建设中。如今流传“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这样一句话，若乏指这一片民国公馆区建筑群，倒也不夸张。

珞珈路省委门诊部门口的转盘，与江苏路转盘、新街口大转盘一样，都同步建于1931年，后来都习惯用“广场”来表述了，曾听山西路上老人说，珞珈路、江苏路和宁海路上的几个转盘，当年就是为了方便这一带高官显贵小包车出行而设计建造的。这在当年没有立交桥概念时，也是疏散交通最科学的形式。少时，珞珈路转盘上是一片草丛绿地，也兼有小公园的功能。六十年代，常有外面的习武之人，周末来这里练摔跤、玩石锁的。有位耍九节鞕的，家在山西路上开茶馆，嘴唇厚厚的，我们小孩背后就叫他“茶馆”，破四旧时，记得他还因此遭到批斗。70年4月24日晚9时许“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时，整个珞珈路上的住户大人小孩都早早来到这个空旷草坪上观看，我当时背着一个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当广播里传来的东方红电子乐曲声、夜空上划过一闪一闪卫星时，转盘草坪上一片沸腾欢呼声。后来知道，当年技术人员为了让地面上肉眼也能看见卫星，在末级火箭上加上了“观测裙”，使末级火箭的亮度由原来肉眼难见的六等星提高到2—3等星。

如今，江苏路南段打造的颐和路民国公馆街区似有点商业化过重，而珞珈路又有点老了，许多院子门口虽挂着“不可移动文物建筑”牌子，但不少当年的民国老建筑正在日渐衰败，一些院子里还加盖了许多建筑，亟待早日得到规范维护修缮。如何保留、完善这些民国老建筑、老路街，也是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一大课题。

原载微信公众号《下关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