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新疆阿克苏的红旗坡

讲述人/魏开谈

整理/温暖的时光

新疆阿克苏的红旗坡，驻地处于天山南麓一块平坦的冲积平原上，是孤立的一个营地，视野开阔。

极目远眺：北望，天山山峰叠嶂，尽收眼底；南观，一座因水得名的城市阿克苏市时隐时现，故道上的驿站，又是龟兹文化的发源地。

这里天蓝、水清、一条河、一座城，素有塞外江南的美誉。驻地依偎着它，提供生活的补给、便捷的交通，又远离喧嚣的市区与居民点，环境幽静，有塞上桃花园之美景。

离开红旗坡已四十多年了，每当提及它，仍是令我向往、怀念。

驻地原是部队一座营地。俗话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兵撤了，留下这偌大的营房。

1978年底，从喀什迁来地质大队及两个兄弟单位（管子站、固井队）与留守的雷达连为邻相伴，这一下人声沸腾了，营区又恢复了昔日的热闹。

我是1980年初结束航空遥感工作分派来队的，历任大队党政领导有贾润胥、蒋炳南、陈飞鹏、康玉柱、张平举等。

这里集中了大队机关、野外分队、汽车队及个别随队眷属。几年中，职工有调换单位及调回家的，但院校分配及地方调入的人数还是挺多的。

女同志来队更成为青年人追逐的目标。全队总数保持在百余人左右，大队任务集中在地面地质工作，地质分队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区域构造分队，以后又组建了东疆分队。

我来队首次接受的任务，是带领人员赴乌鲁木齐石油地调处收集资料，入住明园达一个多月，文字都是手抄，图是透绘的，效果不好。

以后还去库车、泽普看石油部钻孔岩芯、岩屑，以及库车河、石四厂地表地层剖面。1982年后，我任分队长，两年完成了两项专题地质报告。

1983年大队部及分队调回乌市，汽车队仍留守红旗坡，1983年我改行做了党务工作。

红旗坡住房条件不错，分队同志都是住单间房，有的还是内外套间，既可住宿又能办公。

记得初来队上，每人发一个水桶、一把折叠椅、一个热水瓶。入冬时，各住房都烧煤灶，靠火墙取暖。

拜城拉回的煤堆在住房前，供大家使用。晚上入睡前要盖好炉盖，以防一氧化碳中毒，还得会埋火、压火才得以保持到第二天炉煤不灭。

每天要捅炉子、掏炉灰是免不了。有一天晚上，我的火墙突然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弄得满屋炉灰和碎砖块。

同住在一排的邻居才仁东智是位藏族中专生，也是从青海入疆的地质人员，后来又在同一分队工作过。

他生活习俗完全汉化，为人直率、随和、嗜酒。我对藏族风俗很有兴趣，常问他一些“人死了怎样天葬、农奴生活、婚丧嫁娶”之类的话题。

他从不忌讳，对我无话不说。后来他从青海探亲带回两瓶青稞酒送我品赏，因为我曾询问过他青稞酒味道之类的问题。

我说者无意，他却听者有心，铭记在心里。仅此一例，可见他为人诚实、对人重义气。后来他调回青海，还给我来过信，说他上兰州民族学院深造，现在海西州任副专员，我为有这样一位藏族好朋友感到高兴。

当时，除大队部有一台电视外，各家都没有，音响之类的物件，只有黄有元有一台砖头大的盒式磁带机，从他屋里经常传出郑绪岚唱的《太阳岛上》，悦耳动听，令我羡慕不已。

双职工及几户家属都没有冰箱，就在房前屋后挖了菜容，贮藏土豆、大白菜之类的冬菜。有的人饭后到地里摘苜蓿饲养鸡兔，生活过的简单，但都很惬意。

每当夜幕降临，三三两两人群聚合在一起，闲谈聊天，队上有什么情况一下就传开了。

也有下棋、上图书室、串门的，有时也组织篮球比赛，业余生活虽然单调，但人际关系却很融洽。

迁入城市住进楼房后，下班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年的场景，再也没有了，怎不令人怀念呢。

红旗坡多为晴天，气候干燥。令人讨厌的是刮风，甚至连刮几天都不停，狂风肆虐，黄沙尘土遮天蔽日地扑来，躲都无处躲，房内也是一层沙土，吸入鼻子呛人得很，那日子真是不好过。

当年，人们最大兴趣是看电影。工会姜景芳同志热心地为大家服务，不辞辛苦去租片，然后在驻地放映。

如有新电影上映，就组织大家去市里观看。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看电影的人总是满满载着一卡车，车下坡要走一条“之”字型的陡坎山路，才能下到宿阿公路上，三十几分钟就入市区了。

人民电影院是一个诺大的露天广场，摆着长条木板凳，不对号，随意坐，工会发的票几毛钱一张，每场都容纳好几百人。

队上两种人最受人器重：一是炊事员，二是司机。他们在队上地位高，受人尊重，尤其是炊事员，谁也不敢怠慢。当时生活供应不充足，一日三餐全靠食堂，粮食有定量，实行饭菜票制，先购票，后到食堂打饭菜。

后期实行登记制，月底结算付款。每次开饭前，早有人排好了队，一旦去晚了，就买不到好菜了，甚至买不到菜。此时，就看你平时的关系了，若与炊事人员关系好，或许会给你再炒一份菜，否则，只好啃馒头配咸菜了。

曾绍银是四川人，当兵出身，大家都不喊他姓名，管他叫“小老大”。也许是他个子小而又资格老吧，他算是地质大队“元老级”的人物，当了几十年的食堂内管，可以说为大家的饮食、生活服务了一辈子。

因为他为人随和、不记仇，大家都喜欢跟开他玩笑。他工作勤快、为人耿直，对不合理的事不管是谁敢于直言，在大家心目中有很好的口碑。

除了分内的事之外，他还为大家办了许多诸如解决子女户口、为余木银同志找对象、办家宴之类的事。

我有晨练的习惯，每天清晨一个人跑到驻地南面一块开阔地锻炼。此地西侧有一条名叫多浪的河穿过，把这块平地切成一处高出河床的阶地，一道陡坎成为驻地西边一条天然的屏障。

在这里，北望是雄浑巍峨、白雪皑皑的天山主峰7435米的托木尔峰，山下编延着郁郁葱葱的防护林带，而东边是硕大的苹果园林，空气清新、和风习习，面对这一派田园风光，总有一种情不自禁之感。

我时而仰天高亢几句与大地回应，时而俯首低吟，哼着小调抒发内心的情结。一首新疆民歌常挂在我嘴上：“天山路啊，长又弯，你总把我的思绪牵……”进到城市后，这种心境再也找不到了，真有点“能不忆江南”之感。

当年地质人员大多是二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充满朝气与激情。他们不把野外工作看作是一种负担，而是当作融入大自然，放飞自我，饱览西域风光，接触民情风俗的一次极好机会。

每个分队十几人不等，配备有账房、行军床、炊具、电台及大小汽车，汽车多为解放牌及八座后开门的北京吉普。

出野外工作一般在两三个月左右。中途也有派人回大队联系，大队也常派人前往看望，有时带去电影片。

野外人员最盼望的是信件，有的人一次能收到好几封，信件是读了一遍又一遍，非常珍惜这迟到的家书。只有身在野外离家千里的单职工才真正体味出“家书抵万金”的含义。

每当九、十月份，分队陆续收工，驻地又热闹起来了，大家相互交流野外生活、趣闻轶事。

这时人们都在忙碌两件事，一件是紧张地整理资料、尽快完成编写地质报告任务；另一件是企盼一年一度的探亲尽快来临，并在筹划着带什么土特产回家。

一年一度的探亲对内地的单职工来说，个个归心似箭。可是从驻地回鸟市要走两天的路程，也是异常难熬的。车是大队租的，人和行李挤得满满一车，使你动弹不得。

那些年冬天特别寒冷，既使穿上羊毛大衣及皮靴，脚都冻得发麻。中途用餐只能简单地对付，还得在库尔勒住宿一晚。

第二天汽车翻越干沟是最难走的一段，路面不平，弯多、坡陡，一路上总会看到几处翻车事故现场，令人不寒而栗，天黑时赶到乌鲁木齐。

记得有一次大家集体住在西大桥边的小旅店。我归心似箭，当晚去火车站购票，那时不能享受卧铺，都是硬座，甚至站在车厢内，坐在过道里，三天四夜才到达上海。

不顺利的话，在上海、杭州、鹰潭站还得换两三次车。折腾一星期才能回到福建老家。自1978年至1985年长达八年的探亲，我都是这样过来的。真是往事历历在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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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火红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