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华有座书院名为“近道书院”。书院者，习礼讲学论道之所也。上善若水，几近于道，所以以“近道”命名书院是再妥当不过了。
近道书院是由寺庙而来，先有寺再有院。其前身是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永兴寺，距今已有268年的历史。对于书院得名，百度百科认为是“根据院内石柱上的一副对联‘近接九嶷奇景，道传千古正宗’取名为近道书院”。对此，我是持否定态度的，须是先有院再有联。不过始建者、撰联者何人，县志没有记载，尚待考证。但“近接”“道传”联，却是明晰了书院的方向与品位。
近道书院地处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北角的界牌乡，坐落在距乡政府一公里左右的丘岗田峒间，与唐代诗人、道州刺史元结笔下“九嶷万峰，不如阳华”的江华阳华岩相距不过10公里。背依青山属九嶷山系，有古道与宁远舜帝陵庙相连接。书院右侧有潇水折弯而下，与邻县——道县先贤中国理学鼻祖周敦颐可谓“濂溪一脉”。
近道书院先为永兴寺。清末，兴办近道书院。民国十三年（1924年），改名喇叭口完全小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更名界牌农业中学、红星公社红星中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更名界牌中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界牌中学迁出，近道书院恢复为喇叭口完全小学。
我考证，近道书院的兴建时间应该晚于清同治年间。清同治《江华县志》记载有近道书院的前身“永兴寺”，以及濂溪、秀峰、锦田、三宿四座书院。
永兴寺，“在县东十五里，乾隆二十一年（1756）建，并置田百余工有碑。”
濂溪书院，“在南关外乾元宫之左，道光初建，咸丰间被贼毁，未经修复。”
秀峰书院，“即锦冈义学，乾隆九年（1744）邑令陈嘉毂建，每年司给膏火银十六两。”
锦田书院，“即锦田义学，乾隆九年（1744）邑令陈嘉毂建，每年司给膏火银十六两。”
三宿书院，“即上五堡义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邑令欧阳柱奉交建”。相关史料记载，三宿书院“集瑶人之秀者肄业其中，是为少数民族书院。民国时改为洞尾小学。”
在湘南边陲一隅，当时兴建有这么多的书院，足见江华文脉兴盛，也足见当地官绅开明重教。王德榜便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德榜（1837～1893）字朗清，江华县码市镇竹市村黄竹寨自然村人，是左宗棠麾下湘军重要将领，抗法名将，被誉为晚清“中兴将帅”。王德榜相当重视家乡教育，同治四年（1865）任福建按察使时，曾奏准增加江华县学学额文、武生员各4名，出资修建沱江豸山宝塔，总理修缮江华文庙。清光绪十年（1884年）王德榜还和湘军将领席保田等人捐资重建了湖湘四大书院之一的永州的萍洲书院。
二
近道书院建设在中国书院式微之时。中国书院起源于唐代，兴于北宋，完备于南宋，历元、明、清，兴衰沉浮长达千年，至清末变法图强，而将书院改制为学堂，使书院退出历史舞台，但一些著名学堂所在地仍是当年的书院旧址。
“道传千古正宗”。近道书院与中国历史上的7500多所书院一样，其宗旨是“传道而济民”。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孳生与繁衍之元点。道统是中国文人所自觉传承的文化理念，中国传统书院实为道统传承之文化载体。
何谓道统？就圣人设教而言，道统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经韩愈提倡，下至周敦颐、二程、朱熹兴起理学，又有陆王心学以为辅翼，以《大学》之道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内圣外王”之学以立教。书院所弘之“道”的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正心明德思想。正心，在求真问学、不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明德，在发扬自身光明之德，践履匡济天下之任。书院教育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功能、道德理念等，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体修为、道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重视。
三
近道书院由寺而来，有书院的建设格局，又有晚清民国的建筑风格，存留了诸多名流贤达题词碑刻。可惜的是，由于多次翻建，大多碑刻作为基石砌在墙体，一些碑刻被嵌入院内一口水井的井壁，无从观瞻。
于院内寻得四块古碑，读来启迪良多。
一块古碑为汤金钊撰“积善余庆”，从落款看刻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语出《易传·文言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必多更多的祸殃。汤金钊(1772年-1856年)，字敦甫，一字勋兹，萧山人。在朝为官六十多年，是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代元老，曾任吏部、户部、礼部、工、兵部五部侍郎，及礼部、吏部、工部、户部四部尚书，他历经宦海沉浮，却以“清修、正心、为善”处事做人，始终保持一个读书人忠良、正直、勤勉、清廉的操守，在清代官员中当属一股清流，有诗文、书法传世。
另一古碑“云鹤闲来”，似为何绍基何体书法，一半字体露在墙外，一半字体在墙内。语出唐朝李洞的七绝《赠僧》：“不羡王公与贵人，唯将云鹤自相亲。闲来石上观流水，欲洗禅衣未有尘。”此碑应刻于此院建设前的永兴寺时，文字所见，满是豁达与禅意。
还有一块古碑平铺阶上，上刻“庙堂出入，山水游吟，世自钦羡，今两待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何得一佳处，司一工种，可以两者兼得？择一环境清幽、道传正宗的书院，既在山林中感应自然、体验生命，又以家国天下的关怀弘道讲学培育人才，这难道不是“两待之”吗？我努力想辨别这是哪任“山长”所留墨宝，可惜此碑刻没有署名。
书院是文化人最好的归宿。“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朱熹一生对书院怀有浓厚情结，他直接创建、修复、讲学、撰记、题词的书院共计40余所。陆九渊一生钟情于精舍讲学，他最重要的四位弟子，舒璘、沈焕、杨简和袁燮都传道于书院。很多德行学问高深的读书人皈依书院，以其作为“景行前修，心厉后学”的心灵归宿。南宋进士项安世赋诗：“曾依岳麓听鸣泉，亦泛朱陵石鼓船。所欠平生惟白鹿，暮年来此岂非天。”永州先贤——晚清著名书法家、诗人何绍基晚年远离官场，曾主讲过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多年，并主江浙苏州书局、孝廉堂讲席。
墙角还有一块“薪传遥接”古碑，以篆体书刻。所谓“薪传”，指的是学问、道德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像火种一样，代代传承，不断发展；而“遥接”，指的后学者继往圣之绝学承古开新，在济世报国的大道上接力前行。透过这渗透苍苍古意的石碑，眼前薪火明亮，叠现出一幅静谧而生动的图画：神情肃穆的智慧老者，求知若渴的开蒙孩童，近道书院书声琅琅……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文明传承前浪后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靠的不正是这种全力的“薪传”和奋力的“遥接”吗？由此观之，这些洒落在神州大地上的古老书院，不正是承载和延续华夏文明的道之所在吗？中国书院所代表的书院精神，已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正创新推进书院文化建设，必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光辉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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