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游客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登山步道的多处台阶是用老旧墓碑铺砌而成，碑面上“先考”“孺人”“民国三十七年”等字样清晰可辨。消息配上现场照片发到网上，瞬间引爆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炸开了锅。
公园很快作出回应：惠山北坡半山腰至山脚原有大量可追溯至清代的私墓，2005年无锡启动惠山青龙山殡葬整治工作，拆除了区域内大批私墓的大型碑体与水泥结构，留存不少无主墓碑。后来修建这条登山道时，就地取材拿墓碑来铺了路。引发争议后，园方已立刻组织人手，把嵌有墓碑的台阶全部更换。
网友们的看法则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觉得这事实在不妥，用墓碑铺路既有悖公序良俗，也让游客心里发毛，“踩着别人的名字爬山，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另一派人则看得比较开，觉得这些无主碑石放着也是浪费，拿来铺路算是废物利用，没必要小题大做，甚至有人调侃“这台阶自带历史厚重感”。
还有网络大V声称“用旧墓碑铺路、拿老棺木打家具，本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自古有之，根本算不上新鲜事”，还举了“吴承恩的棺材被打成课桌、其父亲墓碑用来砌猪圈”的例子——这话听着像那么回事，却和真实的历史传统差了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法律惩处“挪用墓地建材”的行为，将其视作与盗墓同等严重的罪行。而损毁、挪用这类物件，也是令全社会鄙夷的伤风败俗之举。
比如《唐律疏议》规定：“诸发冢（挖坟至棺）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虽挖坟而未及棺椁）者，徒三年。其冢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柩者，徒二年半；盗衣服者，减一等；器物、砖、版者，以凡盗论。”也就是挖开坟墓就判流放，开了棺椁直接绞刑，连取走墓砖都按盗窃罪论处。而更早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更为严格：“盗发冢，磔”。磔刑是将肢体分裂处死的酷刑，人们熟知的“五马分尸”“凌迟处死”都属于磔刑。可见汉唐等王朝对盗墓打击之严厉。
古代虽然也偶有“挪用古墓建材”的例子发生，但基本都是权贵甚至统治者，是官府不敢治罪的对象。比如三国时的孙权苦于缺乏上等木材与砖石，竟下令掘开西汉长沙王陵取走其中的上等木材——孙权作为吴国之主，当然没有被治罪，但此举招致历代鄙夷。而同时期的董卓、曹操已不仅是“挪用建材”，直接被当成盗墓贼来骂了。董卓掘东汉洛阳帝陵，见于《后汉书》《三国志》；而曹操设“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出自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可能是敌对势力抹黑，存在争议。但曹魏诸多将领确实有盗墓的记录，比如名将郝昭。
至于古籍中很少见到专门惩治“挪用墓碑”的记载，原因也很简单：其实普立墓碑也不算中国古老传统，而是明清以降才形成的风俗。追溯墓碑的起源发展，还和我们今天常说的“丰碑”有关系。
最早的“碑”并不是今人认知中刻字的石板，恰恰相反，碑原本是天文仪。形制一般就是无字的石柱或木桩，上面通常开有圆孔，用以观测记录日影长短。如汉代经学家郑玄所言：“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由于是柱状又正好在宫庙大门，所以还被用来拴牲口。《礼·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郑注：“丽犹系也”。
这种开有圆孔的大柱子，除了用来观测日影，也被古人拿来辅助“下棺”，此时就称为“丰碑”或“桓楹”。据《礼记·檀弓》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由此可见，“丰碑”最早指的是王侯的大型棺椁下葬时，立于墓坑四角的木柱或石柱，用来架设绞手绳架，或是安装穿绳控绳的轱辘架。柱上的孔用来穿系绳索，将棺椁缓缓悬放至墓坑中。下葬仪式结束后，这些柱子便被封存在墓坑内。
此类古早“丰碑”也有出土实物佐证，如1986年5月3日《光明日报》报道，秦公一号大墓主椁室的两侧，发现有两根粗大木桩。《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与秦史研究的新认识》确定其为下棺之用的木碑。又如浙江绍兴大禹陵所藏“窆石”，就是一个上方穿孔、上尖下圆的石柱，而《说文解字》也记载：“窆，葬下棺也。”
到了东汉，由于厚葬的风气兴起，人们开始在“丰碑”上刻字，称颂墓主人生平。下棺完成后丰碑也不再放入墓道，而是留在墓坑周围以作标识和纪念。东汉刘熙《释名》载：“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轳辘以绳被其上，引以入棺也。臣子追求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
目前考古发现的东汉墓碑，中间大都有圆孔，比如“汉司徒袁安碑”，可证墓碑来自“丰碑”之说不虚。不过这些有字墓碑的形状，已经变成了长方形，厚度也多在20厘米左右。如此形制承力后很难平衡，大概已不再真用于辅助下棺，只是还保留了“丰碑”必须穿孔的传统而已。据说东汉大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崔瑗等人，都喜欢为他人立碑、撰写碑铭，并借此获得可观的润笔费。
然而墓碑在东汉才刚演化成型，就立刻又被禁止了——东汉后期，厚葬之风日盛，甚至到了劳民伤财的地步。黄巾起义后为杜绝浮华风气，统治者下令禁碑，其中又以曹操的禁碑令最为知名。《宋书》载：“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认为厚葬和立碑反而招致盗墓贼，曹魏名将郝昭也在死前对儿子说：“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
于是民众只得将墓碑缩小埋于墓中，以逃避官府惩戒，也确实起到一点防止盗墓的效果。由此墓志开始盛行，至南北朝时已十分普及。墓志是埋于墓中刻有死者传记的石刻，今人常说的“墓志铭”便源于此。墓志多为正方形，一般为两块：一为志底，一为志盖。志底用楷书记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志盖多用篆书、隶书或楷书写“标题”。
从魏晋一直到唐宋，埋在地下的墓志就这么流行了上千年。到宋代墓碑虽开始增多，但墓志仍然占据绝对主流。直到蒙古征服南宋，才再次带来风气剧变：墓志在民间几乎消失，墓碑则重新开始大流行。随后的明代将丧葬礼制固化，墓前立碑成为不分贫富、全民通行的习俗，墓碑的样式、铭文格式基本固定并传承至今。
古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挪用墓碑修建筑的记录。这既是因为元以前的古人很少能见到墓碑，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民居又多为夯土木构，没有石碑能重复利用的地方。只有官府发起的大型工事，才可能需要大量石料，而这种工事又不可能到处去搜集民间墓碑来用——历史上其实有用石碑修大型工事的记录，然而用的是前朝遗留的功德碑、记事碑，因其往往石料大又好、型号统一，且位于城中易于取运。
至于吴承恩父亲的墓碑被拿来砌猪圈，其本人的棺材被拆做成小学课桌，这些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而非“自古以来的传统”。
回到这次公园墓碑铺路的热搜事件，资源再利用固然可以理解，但守住公序良俗、尊重生死伦理，也是我们该坚守的底线。而梳理丰碑、墓碑、墓志的千年流变也能看清：很多被误传为“老传统”的行为，其实从来都不属于真正的华夏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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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墨
责编 辛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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