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土到青石
最近在读杰西卡·罗森新著《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书中以先秦的墓葬为例，强调古中国文明与黄土的紧密联系，她发现“埃及人向地上营建，而中国人却不断向地下营建。在古埃及，石筑金字塔的高度是权力的象征，也体现了对来世信仰的追求。在中国，黄土——而非岩石和石块——是这些供来世使用的地下宫殿、豪宅或房屋的基础，它催生了奢华的宴会器血、武器以及其他讲述那个时代故事的物品。”其实，吾国文明与黄土的关系，不只体现在地下。近两年来，我和一群可爱的年轻人，沿着黄河，寻迹汉代的近十座古城遗址，这些早成废墟的河畔汉城，今日所能见的，基本只剩夯土的遗迹，早期中国的城墙，本就是黄土夯就，而陈列在博物馆里曾归属于这些城的遗物，也以黄土烧制的陶器居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石头被排除在了古国文明的建构之外，不妨这样说，是石头与黄土共同组合成了古代文明的纪念碑，而在黄河边，是广袤的大地和不远处的青山共同构成了文明的纪念碑的样子。艺术史家巫鸿这样阐释“纪念碑性”这个概念：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当土城成为废墟，繁华散尽，人事退让，土台成墟，确切说，鲜活的现实变成历史与记忆的一部分时，废墟正好承担起了纪念碑的地基，但废墟之上，被历史记住的太少了，许多就是沉默的黄土。于是，以大地为基，以山崖为身，在山崖上刻字，“纪念碑”竖起来了。
我们的探寻脚步，也开始离开古城，往济南周边的山上走，去寻觅那些历史遗留的“碑身”上的文字痕迹。首站便是玉函山。
佛崖及造像记
早在唐人的故事里，便把玉函山这座济南近郊的山和汉武帝建立了联系，其早期的名字“函山”正是来源于汉武帝封禅泰山途中的奇遇。我们从真实的汉代古城遗址来到这座传说因汉帝而得名的山，也算是奇妙的因缘。
玉函山谷今为公墓，我们从墓区东侧沿近年修的环山步道徐行登山，初冬时节覆盖半山的植被并不十分萧瑟，大面积的绿柏与间杂的红叶树相映，山色一点都不暗淡，山路并不难走，青年人的脚步尤显轻快，边走边聊，年轻的声音使严肃久了的山多了生机，很快过了观景台，山路竟折而向下，再绕过一段依山崖而建的覆顶回廊，第一个要驻足慢赏的地方——隋代摩崖造像区，便近在眼前了，只需再爬一截短坡，我们拾级而上，抬头见一座山门，仰视下也不高大，建在满是佛像的岩棚和几步之外的悬崖间。记得某地寺院山门联句里有“静临水阁先知月，屡设山门为阻云”，玉函山本不高，整个造像区完全裸露在外，不妨把那个下联改成“山门虽设不阻云”，似更合眼前山门的意境。
门略残破，额曰“佛峪寺”，进门穿过一个挂着弥勒殿小匾额的小房，也颇残破，房内土台上有信徒放的小瓷佛像，我们看到的现场是被人打碎的瓷片，散落台上，看房瓦，当也是近几十年重建的，与乡邦文献照片中曾见过的规模俨然的佛峪寺，差距有点大。小弥勒殿外，一侧天然岩棚下，就是始雕于隋代的佛教造像群，岩下所立的文保碑和重修此处建筑的功德碑，皆为光滑的黑色花岗岩，文字俱为机雕。我们的目标俱在崖上，寻找佛像旁的题刻，主要是造像记，来前早做过功课，清晰的造像记图片都见过，但于佛崖上寻到时，还是很激动的，或者说是难以言传的内心震动，文字内容或为父母祈福往生，或为亡夫而捐造，还有一方是为夭亡幼子所造：开皇八年九月五日/傅朗振共妻邹/为亡息雅儿/敬造释迦像一躯。“雅儿”当为孩子的小名，读来最为感人。对不朽的期许，帝王与平民视角下的内涵是不同的，对后者来说，捐造佛像，不过是血脉相依不忍割舍的寄托。
崖壁上佛像旁的这些造像记文字多漫漶残缺，对照早年拓片图稿，才能识读个大概。而尤让人痛心的，是满崖的佛像，无一完好者。崇佛与灭佛，在中国历史上上演过多次。各种天灾、战乱、运动，又对这些充满了雕造者虔敬之心的偶像构成难料的威胁，似乎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不朽”的悖论，在我们的眼中，石头承载的古人对不朽的期待与事实上废墟化进程中的痕迹并存。我对仰头盯着满壁残像目光中又略显茫然的学生们说：破坏，也是文明史的一部分。
蕊珠泉与元人题刻
岩棚西侧是几尊大的造像，毁坏也更严重，佛像前是两方明显有人工修造痕迹的水池，池中两泓寒水。有学生好奇，谁挖的呢？我说古人有池沼桥亭修造后于近旁刻题记的习惯，何不于近旁崖壁上找找？大家遂贴近崖壁细寻，果见有字，且为颜体楷书，有别于上方为典型隋楷的造像记，字漫漶更甚，勉强逐行识读，但还是能读出关键信息：岩出乳泉……作二方池/甘冽澄澈……郡人曲有仁/独请助成此事……文中还有“大元至元”字样，似为元人题刻，读到末尾，竟是元代状元、济南人张起岩撰写，正为这两个泉池写的。似乎提到是当时的济南人曲有仁助力（捐资）修了这两个方池。文中提到多人，皆前带官衔，曲有仁前独有“郡人”二字，应是一个无名之辈。
不远处有同学惊呼，这里还有字。果然，左近岩棚最底层，还有行楷字体，比泉池旁题刻的保存状况要好些，能识读出是题名记，有“至元”字样，依然是元朝，然后是官衔，籍贯，人名，有汉人，也有据姓名与籍贯可推出似为当时的色目人，毕竟济南是元朝有效统治过的地方。这些元朝官员来这里干什么？内容中有“观稼”字样，或许是当时一众官员借视察农业之名，顺便登山闲游？先前曾读过元代济南文豪、也是元朝大臣张养浩的《游龙洞山记》，文中也是与一帮济南官僚同游。龙洞那边是东佛峪，正与玉函山西佛峪相对。文人官僚的闲游雅集，自是常事，但题名于石壁，一桩闲游便被石头定格，我们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所看到的不只是石头上记录的一次闲游雅集，连同更久远的隋代的造像记，当如巫鸿所说的，因其“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而有了“纪念碑性”，石上题名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不朽”的期许。这里面，最聪明的当属那个“郡人曲有仁”，一个无名之辈，因此被历史记录下来，也因此而“不朽”。
那两方泉池，后来被命名为“蕊珠泉”，记录在乡邦文献中，而在今日我们眼中，这呈废墟状的泉池，已成为被人遗忘的“迹”。池水中，隐约晃动的是“废墟”与“不朽”的重影。
崖壁上的一页书
从造像岩棚往西，是一个路口，可见一条古道下伸至山谷，这条道再往上，要绕过灵官阁，文献中记载这座被今人戏称为“城市之窗”的建筑是清代的庙宇残留，先不上行，继续西去，还有另一处岩棚，而我们要寻找的，是岩壁上的一页书。
山北为阴，那页书在山阴面的崖壁上。朱良志曾说，青苔是阴面的使者。说的是，阴面是寂静、孤寂，也是守静、享受孤独的场域，那一页书就“贴”在距地面不到三米的山崖阴面，整块石壁，天然平整，崖壁上，亦可略见苔痕，正如古纸上岁月所留的斑痕，但这页石上之书的气息，远非故纸所能比。古人刻意地在距地面两米的小平台上方截石壁为长方形，从《历城县志》可知这块长方形壁上刻的是元代济南人李止所撰写的《游函山西峪记》，一篇标准的古代游记作品。这篇游记刻在那个长方形框里，正像展开的一页元版书，我和学生依次爬上小平台，近距离观瞻已经七百多年的元人文章，平台甚狭，所能近观者，主要是文章后半部分，但通过手机拍摄照片，能隐约看全文，“游函山西峪记”在最右最上，与古籍书页标题位置一致，然后行文自右而左，通篇隶书，虽经时光蚀磨，字口依然清晰，蚕头燕尾，笔画收束处，锋利的夹角，依然可感受书写者、刻字者的虔敬之心。今日世上，元版书珍若拱璧，而这一页书，七百余年来在此山崖上，经风历雨，无数后人登此山，随意仰头可读。
文章开篇便是是对函山西峪的介绍，且交代是随侍御史张公梦臣即前面提到的张起岩，来此山参加官员聚会，还借与会的大人物廉公之口盛赞函山风景，读到“杖策而西，循岩俯壑”，我跟学生们说，文言表达的简练精妙，尽在这八个字中，大家可以摸摸这石上八个字，沾点文气。而真以手触石，初冬的低温，使这块青石更凉，但触摸每个字，手掌所感受的文字线条的流动，历史与现在在这冰凉又滑润的触感中融合为难以言传的体验。文章所示，这伙元朝时的外地人与本地人，都爱此山。
平台下的小路窄仄，旁边即是悬崖，不知古今多少人能在此文之下驻足瞻仰。平台上两个同学还在识读文字的时候，有几个男生已经溜到西边的岩棚下开始聊天，那边宽敞，我本欲提醒他们，抬头看看，或许能发现与李止文章同期刻的“佛峪”两个摩崖大字，但没说出口。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探寻的欲望，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享受风景中的愉悦。李止文章的末尾，照例罗列了与会的众人，除了有心有感于此山此景的一众官员，还有那些随从跟班的名字，还有那个“郡人曲有仁”，以及刻字的“石匠李忠”，他们未必有文人们的心境，也未必有他们那样的体验收获，那有没有遗憾感呢？但无论如何，也随此石刻而“不朽”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若来了又去了，心中不留一点自己的认知感受里可以不朽的东西，又算不算一种遗憾？
此处看得差不多了，我们折返回到灵官阁下，那个半山腰的十字路口。
南北康人民的信仰之路
灵官阁就在路口，上山必须绕过它，它背靠函山，俯视山谷和今天济南城的一角，冬日阳光下，山谷的阒寂与远处高楼玻璃幕墙的闪光一起回应古阁的沉默。我们沿着破损严重的古道，不几步便到此阁式建筑的正面，一座小庙，里面被当地信众打扫得很干净，一圈土台上，挤满了各种神祇，看打印在科技布上的那些名号，几乎可以满足普通人所能想到的所有需求，如同街边的小便利店。
给学生安排任务，寻找周边的碑刻，首先是庙前三座石碑，靠近了挨个读，康熙、乾隆、同治，碑上所刻的是新修与重修此处庙宇的捐款名单，碑文最清晰的是左侧同治元年立的那方，识读可知此处全名是“玉函山佛峪寺三仙宫灵官庙”，修葺者是山下南北康二庄和分水岭外村的居民，这三个村庄虽经城市化变迁，地名今天仍可见于路牌。碑上捐款众人，也就是这几个村庄的村民，基于最朴素的信仰，奉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旁边隋摩崖造像旁的题刻中的傅朗振们，还是附庸风雅修造蕊珠泉池的曲有仁，都把名字留在了石头上。或许他们当时所祈求的，不只是对神灵或权力奉上虔诚，而是一种属于普通人的，不可能于史册“流芳百世”，但在时间长河中又能留下的痕迹。在那块同治元年重修碑上，有同学发现刻的捐款名单中，有一组是“四家太太为工竣金神捐施各十千文”，但四位“太太”中，有一个名字连同捐款金额被人为磨掉了，看痕迹，不是近年所为，是谁把她刻上又磨掉，阻断了她的“不朽”？古人关于信仰的操作，难以为今人理解，我们所见，惟有时间的留痕。
寻碑的其他学生在庙的东侧，又发现一方古碑，很矮的碑，也就一米高，碑前，一条石阶山道蜿蜒通向山顶，这条道与灵官阁下通向山谷的石阶路，就连起来了。而这座灵官庙并非那条古道的终点。碑文可勉强识读：
兴隆山新修盘路记
兴隆山原名函山/去会城二十里/自清以来/创修殿宇极其壮丽/盖因元君行宫也……
修碑时间是康熙元年，主修此道的众人当还是南北康的村民，这条盘道通向山顶的“元君行宫”，从山谷绕经灵官阁，再通向山顶，正是有清一代南北康人民的信仰之路。而玉函山修建元君行宫，可作泰山的平替。泰山周边诸山，有许多元君行宫遗迹，在古代，当是围绕泰山崇拜而形成的一个民众信仰的疆域。
灵官庙的西侧墙体上，还镶嵌了一方古碑，可识读的内容有“高唐女善信曲门刘氏/男曲得时/率领长清禹城三处……领众社友登山进香，遍历诸殿……”地处位于今黄河之北，于汉朝则是黄河边的高唐老百姓，从黄土平原远赴泰山朝圣，可能觉得玉函山亦有元君行宫，就近而朝，节约成本，又或者对泰山的崇拜，促使她们愿意为了所信而遍有所施。人在黄土平原，信仰在山。
巫鸿曾这样写泰山：作为“胜迹”的泰山代表了一个特殊的 “记忆现场”，它不是专为某人或因为某个特殊缘由而建，而是纪念着无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传达了不同时代的声音。与那些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建成的纪念碑不同，泰山是在时间的进程中获得自己的纪念碑性。
灵官庙的这些碑上，全是被历史可以轻易忽略掉的普通人的信仰记录。连同摩崖造像旁的隋代题记，元代的官员题名，山崖上李止的游记，它们也共同构成了玉函山的“纪念碑性”。
我们对这些古碑，拍照留记，然后拾级登山，重走一下南北康人民的信仰之路。登山渐高，偶一回头，晴朗的冬日天空下，略过城市，远处的黄河隐约如带。
作者:李鸿杰 摄影:李鸿杰 蔡伟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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